朱健國:試想“周揚李贄碑”

余星

標題：朱健國:試想“周揚李贄碑”
作者：【朱健國 】 發帖時間：2004-11-13 10:43:12     
發言內容：

試想“周揚李贄碑”
朱健國
2004年9月26日午飯時辰，陽光明亮而神秘地游弋在北京通州西海子公園，時而冷冷清清，時而熱氣騰騰……偌大公園唯有李卓吾墓周圍有三五個游人：一個金發洋妞——獨自躺在李卓吾墓碑左前方30多米的一條石凳上仰面向天午睡；一對青年民工模樣的情侶——雙雙在李卓吾墓碑左前臺階下坐擁狂吻，你起我伏；兩個白發老頭在李卓吾墓后的樹林里席地而坐大叫“將軍”……
面對此情此景，一個不遠千里謁訪李贄的墨客，只好壓住喘息，像一個隱形人悄悄接近李贄墓。原來，通州李卓吾墓由三碑一亭一墓組成：墓右前方五六十米，有一塊29寸電視機大小的文物標志碑——
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李卓吾墓
北京市人民政府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公布
北京市文物事業管理局一九八四年九月立
墓右前方二十來米，是一塊一米五高半米寬的“重遷碑記”——
重遷碑記
李卓吾墓一九五三年由馬廠村遷至大悲林村南為加強管理方便群眾觀瞻于一九八三年十月再遷于西海子公園
通縣人民政府
墓前峻立一座仿古主碑亭，高約三米寬約二米，其中嵌入明人焦竑題寫的古碑——
“李卓吾先生之墓”。
碑亭后七八米，便是一直徑約三米的半圓型磚墓。
這些都在傳聞之中。唯有主碑亭正前方七八米的臺階下，一塊簡陋的新碑沒有聽說過，叫人費解多日。那碑與 “重遷碑記”碑仿佛，也是一米五高半米寬左右，也是青石板，也是字字不著色，刻工技稚，須細辨明暗才可見。但讀罷那碑文，人不禁深感意外——
一代宗師
李卓吾先生之墓
周揚敬題 一九八三年夏
周揚怎么會給李贄獻一塊永久“周揚李贄碑”？人誰不知，1942年秘密為毛澤東代撰《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周揚，“毛主席的好學生”周揚，與明代“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哲學家李卓吾之間的距離是永不可相遇的兩股道上的車。周揚一生都是一個嚴守紀律的“優秀黨員”，哪怕是在他思想最解放的年月，他也不可能像李卓吾那樣“不以圣人之是非為是非”。
李贄在《焚書》卷四《豫約·感慨平生》中自述：
“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盡磨難，一生坎坷，將大地為墨，難盡寫也。為縣博士，即與縣令、提學觸；為太學博士，即與祭酒、司業觸。如秦，如陳，如潘，如呂，不一而足矣。”
要而言之，李贄是一個既“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更不以“皇帝之是非為是非”的反傳統、反體制、反迷信偶像的斗士，而周揚卻是一個堅決執行“個人服從組織，全黨服從中央”紀律的“黨的人”，晚年明明知道自己關于“馬克思主義異化”、“社會主義異化”的研究方向正確，也還是違心同意上級（胡喬木）的批評，大作“自我檢查”，哪怕痛苦得成植物人，也不敢堅持真理反其道而行之。
如此周揚，為何又最終敬奉李卓吾為“一代宗師”？考其獻“周揚李贄碑”時間為“一九八三年夏”，似乎可以找到答案。
據于光遠先生在《周揚和我》（網上搜索可見）一文中回憶，周揚雖然在改革開放初期官復原職，但在1983年春受到毛澤東的老秘書胡喬木發起“清污”運動的沉重打擊——
周揚在“文革”前是候補中央委員，1979年中央第十一屆四中全會上把他補為中央委員會正式委員，1981年，周揚在中宣部擔任副部長。十二大前黨中央成立了一個思想工作小組，其中有他，排名的次序是：胡喬木、王任重、周揚、于光遠、朱穆之、華楠、鄧力群（秘書）。這可以表明，周揚基本上恢復到了“文革”前的地位。
周揚“文革”后第一次以文藝界領導的身份在一個重要的會議上出現，是討論白樺的電影《苦戀》。雖然對白樺的《苦戀》進行了批評，但總的看來是保護文藝界的。1982年，黨中央召開十二大，周揚退了下來，當選中顧委委員，似乎也擔任了一個時期中宣部顧問。　　　　　　　　　　　　　　　　　
1983年3月是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紀念會議在中央黨校召開的第一天，周揚宣讀了《關于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論文。這篇寫得很好的論文當時在會上受到會議主持者的贊揚，但后來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后卻引起了一場很大的風波。胡喬木認為文中強調的人道主義的思想和關于勞動異化等論述，是嚴重的政治性錯誤。周揚對這不以為然。胡喬木理所當然對他很不滿意。對周揚那篇論文的批判，可以視作胡喬木、鄧力群背著中央發動的所謂“清污”——“清除精神污染”這場政治運動的開始。周揚的文章是被看作馬克思主義領域中的精神污染物。這場運動受到胡耀邦、趙紫陽、萬里，最后受到鄧小平的抵制和反對。而胡喬木發動這場運動，把周揚在紀念馬克思逝世百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和它在《人民日報》上的發表視作是嚴重的政治上的、理論上的甚至是組織上的錯誤是毫無道理的。
這次批判的實踐效果非常之壞，不講別的方面的影響，單講對周揚來說，無疑是致命的一次打擊。它毀壞了周揚的健康。周揚動過肺癌手術，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折磨，這些他都挺過來了。這一次雖然沒有開他的斗爭會，沒有把它關起來，可是他心中的創傷卻無法愈合。接見記者后，對自己的思想感情被扭歪，是他事先沒有估計到的。在胡喬木再三動員他接受記者采訪后，他以為這件事到此為止，結果卻完全不是如此，使他處在無法聲辯的地位。他感到抬不起頭來。
于光遠先生提供的這一史料，可見“一九八三年夏”正是周揚在十字路口徘徊——在李卓吾與胡喬木之間，何去何從？周揚在“一九八三年夏”大膽選擇了李卓吾，不僅到北京通州西海子公園李卓吾墓前憑吊，敬題“一代宗師李卓吾先生之墓”，而且還有效法李卓吾之棄官落發精神，當面怒斥胡喬木的實際行動——于光遠先生在上文中又回憶到：
最近我讀到秦川寫的一篇題為《1983年“清污”運動的追憶》。文中記載：在1983年，已經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胡喬木和已經成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宣傳部部長的鄧力群蠻不講理地誣蔑周揚在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寫了一個《中央宣傳部關于人民日報擅自全文發表周揚長篇講話的情況和處理意見》，報告中央。報告中說，周揚“不顧自己的地位”，“不考慮這篇講話發表后可能產生的影響”。對周揚“在這樣關系重大問題上不嚴肅、不負責任的表現、希望他有認識、表示正確態度”。中央決定胡喬木、鄧力群將此報告同周揚、秦川、王若水等見面，核對事實、聽取意見再報中央。這一天，周揚在看了報告后，秦川見周揚氣色有些不對，想站起來，又坐了下來。突然，他舉起那本報告，擲在喬木面前，連聲說：“這樣做法不正派、不正派，這樣做法不正派！”坐在他對面的喬木大概被震驚了：“你說什么？說中央不正派？”周揚憤怒了：“你們這樣不正派！”瞪大眼睛的胡喬木把頭伸過來，面對周揚聲色俱厲地呵斥道：“你這是反中央！”周揚應聲作答：“你不要戴帽了！我是反對你胡喬木這個具體的中央委員。”胡喬木得寸進尺：“你這是反中央政治局！”周揚寸土不讓，“我只是反對你胡喬木這個具體的政治局委員！”見到這段對話，我真沒有想到周揚會這樣發火。看來他真是生氣了。
然而，對李贄的學習可能代價太大，也可能“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對于“唯上唯圣唯書唯權”一生的周揚，只在匆匆心儀了李贄幾天之后，馬上又被迫恢復了“黨性”的“組織觀念”，告別了李卓吾，屈服了胡喬木的“誘奸”——于光遠先生接著這樣證實——
以后胡喬木到周揚家去了幾次，一方面因為周揚歷史上是有恩于胡喬木的人，胡喬木對周揚表示敬意，一方面試圖要周揚承認錯誤。周揚堅持自己的觀點。后來就在報刊上開展對周揚的批判，使周揚處在一個被批判者的地位。這時候，胡喬木又去周揚家里，說服他接見記者，作一些解釋，說周揚做了這件事，對他的那一批判就可以了結。開始周揚表示不想這么做，后來勉強同意了。結果在胡喬木的布置下，傳媒就把周揚接見記者的談話宣傳成他作了檢討。這使周揚感到很被動，他認為自己受了胡喬木的騙，從此就變得郁郁不樂。
于是在1983年年底，周揚在為《鄧拓文集》寫序時，只能這樣寫一些與李贄精神背道而馳的話：
“一個作家發現自己在思想認識上同黨的觀點有某些距離，這是一件痛苦的事。任何一個熱愛祖國，擁護社會主義的作家，在根本政治立場上應力求和黨中央保持一致。但在特殊情況下，或者由于黨的政策和工作上發生了偏差，或者是作家本身存在著錯誤的、不健康的觀點和情緒，出現兩者之間不一致或不協調都是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下，一個黨員作家首先應當相信群眾、相信黨，以嚴肅認真，積極負責的態度向黨陳述自己的意見，決不可隱瞞和掩蓋自己的觀點，更不可把自己擺在黨之上，以為自己比黨還高明。另一方面，作家也應當在黨的正確方針和政策的引導下改變自己的不正確的認識，使黨的正確主張為自已所接受，所融會貫通，從而在思想政治上達到同黨中央的認識一致。這是我國近幾年各項事業蓬勃發展從正面證實了的一項重要經驗，也是在懷念死于‘四人幫’文字獄的鄧拓同志時不能忘卻的歷史教訓。”（李輝《搖蕩的秋千•關于周揚的隨想》
周揚也許沒有想到，學習李贄精神要付出大代價，背離李卓吾更有慘痛悲劇。于光遠又
說——
1984年剛過年，胡喬木的那本批判周揚的書出版了。過了不久，春節到了，1月24日，胡喬木寫了一首詩向周揚“問候”。這首詩有八行：“誰讓你逃出劍匣，／誰讓你割傷我的好友的手指？／血從他手上流出，／也從我心頭流出，就在同時。請原諒！可鋒利不是過失。／傷口會愈合，友情會保持。／雨后的陽光將照見大地／更美了；擁抱著一對戰士。”在油房胡同讀到這首詩，蘇靈揚（周揚夫人）十分氣憤，認為這是胡喬木對周揚的愚弄。
盡管此后“周揚與胡喬木兩人再也不可能擁抱在一起”，“胡喬木和周揚之間的友誼從此破裂”，但周揚直到1989年7月31日去世，也沒有公開揭露胡喬木的“誘奸”，更沒有從胡喬木“誘奸”的大背景上去真正“解放思想”。
1991年9月13日，原《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在接受李輝采訪時說到了周揚最后的思想動向：“夏衍說過：‘周揚，你的那篇文章只有一個錯誤，就是那是你寫的。’周揚病得很厲害的時候，還對我講：‘若水同志，我們將來再搞異化吧。’我認為他是知識分子高層人士中比較能反思、有悔悟的人。但終于擺不脫正統觀念。這也是無法對他苛求的。他能走到這一步已經很不容易了。他要編自己的文集，但大部分是適應當時形勢，批判文藝界的所謂問題的。現在看來大部分是站不住的。這使他很難過。盡管這樣，毛澤東和胡喬木還嫌他‘左’得不夠，把他當作自由化的人物。這對于他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悲劇。” （李輝《與王若水談周揚》）
從這個意義上說，周揚已沒有資格到西海子公園李卓吾墓前敬題“一代宗師李卓吾先生之墓”。但周揚何以堅持要在李卓吾墓前敬拜“一代宗師”？李卓吾能收他這樣的學生？是“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一個誓言“在根本政治立場上應力求和黨中央保持一致”的共產黨員，居然要以“大凡我書，皆是求快樂自己”的李卓吾為“一代宗師”——這就是一代老共產黨員的晚年思想新境界？！
周揚一生著述等身，臨終卻無法編著值得留傳后世的“自己的文集”，他這一生能傳世的，或許只有這意義復雜的“周揚李贄碑”——幸乎？悲乎？
“周揚李贄碑”永遠公證“胡喬木和周揚之間的友誼從此破裂”。胡喬木代表誰？周揚代表誰？
一個“老布爾什維克”想變而又不敢徹底變，這就是“周揚李贄碑”的悲劇底蘊？
連周揚這樣的人都在“晚年思變”，還有什么人能阻擋真理的探索？
可憐的周揚！
永遠的李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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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數： 4662 2004年 11 月7- 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