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厚載物 悠久無疆
盧樂群的隸書行草化探索
文/王波 臺州市書法家協會主席
當代書壇,在堅持走碑帖交融書法之路并汲取民間書法粹華的書家群中,盧樂群所取得的成就無疑是具有代表性的。他的創作植于深厚的書法傳統,又有著符合書法藝術本體發展邏輯的原創性,他的技法語言獨特而成熟,他的作品傳達出來的精神境界體現了鮮明的時代氣息……這些都構就了盧樂群書法創作在當代書壇的地位。
書法發展到清代中期以后,綿延走向萎靡。而考據金石學的興起,則為之注入了新的基因,一批有識之士,紛紛以北碑、漢隸作為改革帖學的良方,并逐漸蔚為洪流。此后,書法開始沿著三條路在發展著:第一是固守帖學,如劉墉、沈尹默等;二是崇尚碑學,如鄧石如、金農等,把魏碑、隸書推到了一個時代的高度;三是致力于碑帖交融的創作實踐,趙之謙,康有為、于右任等以魏碑入行草,故其書風既有北碑的深厚大氣,又有帖學的靈動自然,而呈大家氣象。進入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后,陸維釗先生以行草筆意入篆隸,寫北碑,創造出獨特的蜾扁體;沙孟海先生則以碑意入行草,創造了雄渾豪邁的書風。那么繼續沿著這條路前行,是否還有史學意義呢?回答是肯定的。
盧樂群的書法定位,首先是以帖學為根基的,早在六、七十年代,盧樂群主要取法“二王”、米芾、李北海等,奠定了深厚的帖學基礎。八十年代以后,盧樂群開始對兩漢六朝碑版進行了廣泛吸取,并逐漸在《石門頌》、《封龍山頌》、《石門銘》中找到了自己的志趣所在。尤其對《石門頌》的研練,使盧樂群的書風獲得無比豪邁開闊之氣息,也奠定了其隸書的基本格局。同時,盧樂群還把眼光投向新出土的西域簡牘、敦煌殘紙。這些漢簡書跡,隨意揮灑,天真爛漫,活潑靈動,變化多端,不少行隸、草隸墨跡盡管有點草率急就,但卻為他的隸書行草化探索提供了深入挖掘的絕好素材。1985年,盧樂群寫下了《論民間書法的啟迪》,刊發于《西泠藝叢》,次年又發表了《隸書行書化的思考》等論文,在書法理論界較早地提出了從民間書法中吸取養分、以及致力隸書行書化探索的主張。這一取法和定位,意味著盧樂群的視野站到了一個新的時代高度,既承接傳遞了清、民以來碑帖交融之路,又與以往一些書家的取法拉開了距離。
盧樂群書法的創作方向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以帖為體,以碑為用的行草書,由于注入了碑學因子,改變了帖學只能寫小字的舊習,使“二王”一路的行草冨磅礴氣勢,并成為恢宏巨制。另一種就是以碑為體,以帖為用的隸書行草化探索。這種以對聯形式出現為主的行隸作品,是盧樂群初創于八十年代,經二十多年的反復錘煉,不斷走向成熟的產物。這一書體以《石門頌》為底蘊,結合簡牘、章草、行書的結字造型特點對漢碑進行了較大的揉合改造,對一些偏旁結構進行行草化刪減、替換,大膽采用夸張、變形的手法,充分利用形態上的向背、曲直、欹正、開合等對比因素,打破了漢碑靜態結構,加之以自然、錯落、傾側、顧盼、連貫的動態造型,這些作品蘊含著現代時尚的元素,顯示了無處不在的張力,給人以強烈的視覺沖擊力,某種意義上這樣的造型也體現了現代書法創作的共同趨向——走向“二度抽象”,在相對弱化文字的可讀性中增強了造型上的豐富性,這需要一種敏感的獨特把握,需要性靈上的感悟,需要藝術的想象力和創造力。
因此,我們認為盧樂群的行隸創作是深入挖掘傳統,并重新提煉整合后新的書法藝術面貌,是具有鮮明時代特色和原創意義的面貌,它為當代隸書創作增添了新的模式。
在表現技法上,盧樂群對隸書行草化創作己形成自己純熟獨特的用筆語言---這些作品的線條既具有漢碑獨特的高古、質樸、簡潔、厚重的內涵,又具行草書流動瀟灑的抒情性。他的創作喜用質地上好的白色加厚生宣,執飽滿的羊毫筆以濃墨寫就。白色宣紙似乎與當代崇尚華麗、好色之風不相稱,但質樸無華中更顯精神,也更顯豐富的墨色變化。他的用筆用墨以深沉、厚重為基調,而偶間一些枯筆與淡墨的交替,虛靈而結實。在加厚生宣上運筆時具有的超強阻力,與盧樂群凌厲之勢的頓筆刷字結合成了一種沉著而痛快的辨證關系;而羊毫筆的使用,使其線條的質感更為細膩——極沉厚、極強勁,又極柔和、極靈逸。所以盧樂群筆下的線條充分而典型地顯示出書法線條的維性特征:線條本身圓渾的立體感,欹側轉折時顯示的空間感,線條交叉顯示的層次感,運筆速度及墨色變化顯示的時間感等。其筆下的線條,在準確肯定的同時又強調微曲變化,在明確的勢態中,微微地表現出波動、曲折的形勢,筆與筆之間因勢相生,所謂“一筆成一字之規,一字成一篇之準”,表現了高超自如的用筆技巧。正是這樣一種大手筆、大功力,造就了這些行隸書作的精湛品質與藝術高度。
深掘于傳統,追求新的藝術高度——正是盧樂群二十多年來隸書行草化探索的目標和價值所在。中庸有語:“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我想,這既是盧樂群書法境界的體現,也是其人格的絕好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