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味潑辣——鄭志剛解剖“俗隸”！

李豐原

按：此文乃書畫批評家鄭志剛應《中國書法》雜志之邀而作，見該雜志2012年第02期（發(fā)表時略有刪節(jié)）。            

                       式微，式微！胡不歸？
                                                                             ———當代“俗隸”現(xiàn)象卮議

                                                                                鄭志剛

        隸書寫得俗與不俗，其實是個很“相對”的話題，主要看作品所處的時代背景。時代坐標不同，審美習尚必然殊異。一個有趣而又發(fā)人省思的現(xiàn)象是，今天陸續(xù)出土、七彩紛呈、悅目動心的大量民間隸書遺存，在漢唐士大夫階層看來，也許是不值一哂的。而類如《熹平石經(jīng)》、《三體石經(jīng)》等在隸書通行的漢魏時代用以昭示典重、被主流族群目為楷則的作品，依今日審美，反不如那些名不見經(jīng)傳的令史、書佐留下的書跡更具藝術價值。

    東漢那些輝耀書史的煌煌刻石，譬如《張景碑》（佚名書）、《鮮于璜碑》（佚名書）、《衡方碑》（朱登書）、《張遷碑》（或故吏韋萌書）、《石門頌》（書佐王戒書）、《西狹頌》（從史仇靖書）、《郙閣頌》（仇紼書）、《景君碑》（佚名書）、《西岳華山廟碑》（書佐郭香察書）等，實際上多為聲名不彰的地方性書家（郡縣行政官員的書記秘書）所為。比起陳遵、曹喜、杜操、王次仲、崔瑗、崔寔、張芝、蔡邕、師宜官、劉德升、梁鵠等名垂史籍、聲被朝野、卻沒有可靠作品存世的漢代書家，這些留下彪炳千秋的隸書巨作的令史、書佐們的藝術人生，委實太過黯淡。

    或許可作如是揆度：即便上述著名書家群體有經(jīng)意為之的可靠書跡，其藝術水準，也未必能突過這些眾所稔知的東漢豐碑。有《熹平石經(jīng)》這般例子，我們甚至可以較為肯定地說，名家名作為重重非藝術因素所牢籠拘羈，往往叢生習氣，淪于刻板熟俗。而那些無籍籍之名的令史、書佐，書寫情態(tài)較為沉潛、個性活力適度張揚，反倒在無意間“拿捏”到一個恰好的創(chuàng)作平衡點上，微微緊張、淡淡放縱，既有秩序，又富情采，杰作便水到渠成地誕生了。

    近兩年來，我對少人問津的河南安陽曹操高陵所出的系列石牌書跡，進行了孤獨地系統(tǒng)關注。還以這部分漢末隸書刻石為基點，在一個相對緊湊的地理、時空及書風半徑內，對《魯潛墓志》、西門豹祠石柱殘刻等數(shù)件十六國時期的隸書作品，逐次作了個案考讀。并在此基礎上，嘗試提出了“西高穴體”漢晉刻石書風這一全新的藝術概念。這中間引人興奮的一個亮點是，經(jīng)過較為理性地推斷，我斗膽得出這批曹操高陵石牌隸書，有可能出自梁鵠（或以梁鵠為核心的書法組合）腕下的結論。但是，客觀地講，盡管這批隸書有不少可推許處，但終究還是附生了漢末隸書在“楷化”過程中所滲出的刻板造作習氣，與東漢諸名刻尚不在一個水平線上。

    如果將《熹平石經(jīng)》、《三體石經(jīng)》以及有可能出自梁鵠之手的這部分曹操高陵規(guī)范化“八分體”石牌，歸入“俗隸”范疇的話，那么，千載之后充斥于今日展廳歪七扭八、刻意潤燥、內涵澆漓的隸書作品，可否謂之另一個極端的別一種“俗”呢？并且，這種頗具浮躁時代“神經(jīng)質”特色，或聳乳擺胯、或黥首刖足、或蓬頭垢面、或裝憨賣傻的“新俗隸”，之所以能在十數(shù)年間風靡全國，可否歸咎于一些充斥了功利味道的展覽以及在這些展覽中掌控著評審大權的當代書法“名公”呢？

    隸書勃盛于兩漢，至魏晉式微，說直接點，自南北朝至晚明，不再有隸書的舞臺。所以，這個漫長的過程中，隸書僅成了一個若有似無的淡淡背影。信手拎出一個書法名家單子，王羲之、王僧虔、崔浩、智永、歐陽詢、顏真卿、張旭、李邕、孫過庭、米芾、蘇軾、黃庭堅、趙孟頫、文徵明、徐渭、董其昌、黃道周、王鐸、傅山等，隸書都寫得很差，但絕不丟人。因為在他們各自活躍的朝代，隸書不再是考量書家水準的“必修課”。迨及清初，金石學催發(fā)下的碑學運動開始揭幕，作為碑學書法的第一個隸書弄潮兒，鄭簠在書史上的獨有形象必將熠熠永在。鄭氏一生沉酣隸事，初自明人宋玨入，孜孜廿載后，卻有“日就支離，去古漸遠。深悔從前不求原本，乃學漢碑，始知樸而自古，拙而自奇”之慨。可以說，他為隸書在清代復興掘出了第一條光明通道，一掃時習，迥出俗流，有開山之功。之后，金農、鄧石如、伊秉綬、何紹基、趙之謙等繼踵谷口，千載上溯，直取漢法，遂得俱蹈高境、各領風騷。

    而我們眼前“展廳效應”操控之下的隸書創(chuàng)作，搶奪眼球卻成了第一要務。故而斯文含蓄一朝蕩盡，爭相搔首弄姿、百般雜耍、當街叫賣，期求將評委大人的“感官刺激”撩撥到極致，爾后榮登獲獎、入選之榜單。以隸書投展覽，多巨幅鴻篇、色紙拼接、印章錯雜、形式出奇、字態(tài)瘋癲、枯濃強烈、展蹙變態(tài)、疏密失當，竭盡全力將作品妝扮成補丁四布的“百衲衣”形象。所有送稿者都知道，如果不考慮如上因素，后果將不堪設想。這樣的創(chuàng)作與評審，說得極端點，與青樓選秀在本質上并沒有多少區(qū)別。

    “新俗隸”之所以能俗起來，根本原因是世態(tài)浮躁、遠去樸厚，與隸書這般靜態(tài)書體所要求的基本藝術軌則，恰成枘鑿之乖。在國內書法界，被“多元激蕩”等道貌岸然的口號所掩蔽之下的蒼白與谫陋、褊狹與油滑，日漸凸顯出來?！皶佟贝笮Q定價位高低、“獎次”高低決定藝術優(yōu)劣，這樣的游戲規(guī)則主導下，豈只一“隸”，“五體”俱俗勢在必然！

     具體說來，“新俗隸”大概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露頭，越十年而俗風日熾。尤其近十年，在數(shù)位當代“隸書”名公領跑之下，隸書創(chuàng)作愈加背離“傳統(tǒng)美德”，淪入刻意造作的“炫技”沼澤。隸書的淵厚文化背景，如陳年壁畫般片片剝落。內質畸變、線條中糠、筆墨躁亂、面目雷同、神情滑稽，或自粘胸毛般強作雄悍、或翹臀露乳般招搖妖淫，或擺演天真、或捏造老辣，或夾篆雜楷、或裹行挾草，要之，越“野狐禪”越高明、越“四不像”越出眾！

    遜清周星蓮《臨池管見》云：“字有筋骨、血脈、皮肉、神韻、脂澤、氣息，數(shù)者缺一不可。”對于當代隸書創(chuàng)作而言，這些似乎都可以置之不理。相反，青年隸書作者們幾乎誰都知道，拜個好“碼頭”、緊跟“主流”風，倒是丁點含糊不得的事情。類如山西某君一度將隸書寫得如四川某“名公”之復印件而不以為恥；京城某書法培訓機構在某“名公”大旗之下，將一眾學員的隸書“培養(yǎng)”得盡皆“枯柴亂疊”等現(xiàn)象，在書界往往而有?！懊敝τ腥绱苏摺?br />
    透過“名公”們的頭銜與腰包所噴發(fā)出的萬丈光華，我們也許不難發(fā)現(xiàn)，其實他們對隸書并未下過多少寂寞功夫。稍有浮名之后，在“功利”列車連拉帶扯地催促之下，便失去了對隸書純粹而深摯的感情。既不咋讀書，也不咋臨帖；既不咋訪碑，也不咋交游（倒是飛來飛去地走穴、剪彩，常常穿梭于肉山酒海之間）。就這樣憑借花拳繡腿的皮相招式，縱橫“書法江湖”數(shù)十載而貪享鮮花、掌聲及無窮無盡的諂媚笑臉。

    跟著這樣的“名公”們作隸書，隸書能不“式微”嗎？在若然“式微”的環(huán)境中寫隸書，隸書能不越寫越俗嗎？

    式微，式微！胡不歸？

菩提無礙

好文章，振聾發(fā)聵！然世風敗壞已久矣，浮躁已成積習，改之甚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