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觀：鄭志剛論文落選！（3）

李豐原

四、西門豹祠殘柱刻石書跡
      西門豹祠殘柱刻石，立于后趙建武六年(公元340年)，1975年左右發現于安陽縣安豐鄉豐樂鎮西門豹祠遺址，現藏河北臨漳縣文物保管所。
    包括曹操高陵在內，“西門豹祠”是“鄴城”周邊一系列北方墓葬的一個公共方位坐標。《三國志•魏書•武帝記》有載，曹操葬于“西門豹祠西原上”的“高陵”。有兩重證據可以證實，西門豹祠在漳河南岸、鄴城故城西側，即今安陽縣安豐鄉豐樂鎮附近，故址尚存。西門豹祠殘柱刻石（一稱“趙建武中所修也”勒銘石柱）便是這兩種證據之一，另一個是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濁漳水》。而西高穴大墓，恰好位于西門豹祠遺址西側7.15公里處，與歷史文獻相互印證。[13]
      關于西門豹祠殘柱刻石，趙明誠的《金石錄》亦曾錄載：“右《趙西門豹祠殿基記》云：‘趙建武六年，歲在庚子，秋八月庚寅，造趙西門豹祠殿基。’其下刻物象甚多，如土長、強良、碩章、舒悽雀之類，其名頗異。”
    此柱石現殘存隸書10行、百余字（右側另有榜題“圣人”二字單列），內容大略釋作：趙建武六年歲在庚子秋八月□□□□□□□□□□□□；丈南北五丈高三尺五寸壁三□□□□□□□□□□□□；七尺上作回頭殿屋三間間長□□□□□□□□□□□□；一丈五尺用雜材五百四十□□□□□□□□□□□□□；四尺五寸石夫高二尺櫨拱□□□□□□□□□□□□□；尺搏基安白頭委柱陌□用□□□□□□□□□□□□□；山采石筑基成殿用功三百五萬□□□□□□□□□□□；世靳奴王身陳午張安匠孟黑燕□□□□□□□□□□□；吏臣杜波馬孫殿中司馬臣王基□□□□□□□□□□□；騎都尉臣劉諠左校令臣趙升殿□□□□□□□□□□□。
    有學者將此殘柱與《魯潛墓志》作逐一比對，發現凡是二者“互見”的文字，其結構都是一樣的。[14] 從書法藝術視角作整體觀照，茲石書跡行列勻整、字態端重、線質瘦挺、波磔略顯夸張，較之魯潛墓志，方銳不及而寬朗過之。但無論魏晉隸書怎樣具有局部“亮點”，就時代大風氣而言，移用啟功先生的比喻，都已是漢隸之“蔗渣”了。

                          五、造猨戲絞柱石孔刻石書跡
      造猨戲絞柱石孔刻石（46×45厘米），刊于后趙建武四年（公元338年），民國年間出土于河北磁縣，現存中國歷史博物館。
    磁縣毗鄰安陽，亦在“鄴城”之大范圍內。在地理半徑、時代半徑及書風半徑等方面，造猨戲絞柱石孔刻石與曹操高陵石牌、魯潛墓志等書跡頗多接近，可嘗試作集束考察。
    此中孔刻石用為柱礎，石孔右側豎鐫“趙建武四年泰武殿前造猨戲絞柱石孔”，隸書雙行，行八字，有學者以為“是傳世柱礎刻字之最古者”。茲石書大小錯落、有行無列，整體看來，右行前六字略顯細弱謹飭，自“武殿”開始，筆力粗重、字形闊拓、勢態恣肆，氣格為之一振。
    這件作品雖為典型隸式，但一種倔實的楷書味兒，還是如鹽在水般滲化于字里行間。與《魯潛墓志》及曹操高陵石牌不同的是，這十六字隸書，點畫并不強調銳厲直露，倒有沉實凝健之致。或許是露天存放、年久風化的緣故，此石書跡多圓筆，橫畫起筆重按，中段直進，行筆輕提，至尾則略按后上揚，狀若扁舟。著重夸張凸顯的，是主筆“雁尾”，弧形起伏或波狀滾搓之后，重按而出，形成肥碩豪宕的波磔效果。

                                六、“西高穴體” 漢晉刻石書風
      曹操高陵石牌（漢末，220年，安豐鄉西高穴村）、魯潛墓志（后趙，345年，西高穴村）、西門豹祠殘柱刻石（后趙，340年，安豐鄉豐樂鎮）、造猨戲絞柱石孔刻石（后趙，338年，河北磁縣）等書跡，僅有百余年的時空差異，呈指掌團攏狀，共處于漢晉“隸書楷化”的特定大氛圍中。
    從書法藝術風格集約化歸屬的角度，我們可以嘗試以“西高穴體”這個概念來統領它們（包括今后在此地域內陸續發現的同類書跡）。“西高穴體”漢晉刻石書風的主要特征是：“楷意”籠罩之下的隸書，體勢寬扁、橫線朗直排疊、線質挺健；“蠶頭雁尾”的效果營造稍嫌過分，方銳峻板、手法雷同，不同程度地沾染了程式化習氣；在楷、行筆意摻雜的情況下，局部時有或樸拙、或天真、或清逸、或奇崛、或沉凝、或恣肆、或強悍的新理異態，殊具別味；士大夫階層的主流書寫與民間匠作的率意所為，往往有較大的視覺差異。多數情況下，后者毫無掛礙、天性發溢的揮寫，沖決了某些特定的書體條框限制，反倒更具生命活力和視覺沖擊力。等等。
    事實上，對于在地域、時代、字體及藝術特性等方面具有趨同傾向的局域書風的命名，向來不乏例子。比如，近年來學者施安昌根據3世紀至6世紀的碑志和古文書，先后提出“西晉洛陽體”、“北涼體”、“北魏邙山體”等各具特征的地方性書法風格。拿其中的“北涼體”來說，施安昌總結為“點畫峻厚，章法茂密，形成峻拔、獷悍的獨特風格。”[15]
      就目前所見，“西高穴體”的適用范圍大致有：“遣冊”性質的陵墓石牌、畫像石榜題文字、墓志、敘事題記刻石、柱礎石、瓦當（鄴城遺址出土的后趙“大趙萬歲”、“富貴萬歲”瓦當）等。整體來看，“西高穴體”多用于相對典重的場合，求取一種凝肅、端嚴的效果。


注釋：
[1]劉慶柱.曹操高陵的考古發現與研究[A].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曹操高陵考古發現與研究[C].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177.
[2]韓國河.有關河南安陽“曹操高陵”的幾個問題[A].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曹操高陵考古發現與研究[C].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88.
[3]王鏞（主編）.中國書法簡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73.
[4]王鏞（主編）.中國書法簡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87.
[5]葉培貴.學書引鑒[M].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9.57.
[6]王鏞（主編）.中國書法簡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79.
[7]張懷瓘.書斷[A].見：上海書畫出版社.歷代書法論文選 [C].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6.183.
[8]朱熹.晦庵論書[A].見：崔爾平.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C]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7.147.
[9]王鏞（主編）.中國書法簡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87.
[10]張懷瓘.書斷[A].見：上海書畫出版社.歷代書法論文選[C].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6.182.
[11]劉慶柱.曹操高陵的考古發現與研究[A].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曹操高陵考古發現與研究[C].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180.
[12]鄭志剛.“魯潛墓志”略說[J].書畫世界.2010.9（總第141期）：23.
[13]焦南峰.安陽西高穴墓地應是曹操高陵[A].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曹操高陵考古發現與研究[C].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33.
[14]唐際根.誰來傳播“曹操墓”真相[A].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曹操高陵考古發現與研究 [C].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225—226.
[15]施安昌.北涼體書跡敘錄——兼談銘石書與寫經書[A].見：第五屆中國書法史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