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正成：我們向薛永年教授學習什么？薛永年教授七十壽辰慶典在京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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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正成：我們向薛永年教授學習什么？

薛永年教授七十壽辰慶典
劉正成先生出席研討會





中國書法在線 侯勇報道 2011年12月2日，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兼中央文史研究館書畫院副院長、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兼理論委員會主任薛永年七十壽辰學術研討會及慶祝典禮在北京九朝會昆曲會所舉行。薛永年教授是我國著名的美術史家、美術理論家、美術教育家，從學五十載、執教三十年來，發表了大量卓有影響的學術成果，培養了大批學子，其中碩、博士生五十余人，不少已經成為我國文物博物館、美術史研究、教學、美術出版事業、美術市場的中堅力量，同時他還承擔了大量社會工作，為推動新時期中國美術創作與學術發展，做出了卓著的貢獻。為表達對師恩的感激，弘揚尊師重道的傳統美德，由薛先生弟子組成的方壺樓同學會主辦了此次活動。活動包括一場學術研討會、一本書、一場晚宴。研討會主題是“學問與傳承、本體與跨界”，與會嘉賓劉正成先生及師生和校友回憶了與薛先生交往或受教的收獲，圍繞新世紀新形勢下中國美術史學術領域的開拓、學科本體的認知，展開了多方面的討論。

《學問與傳承――薛永年教授70壽誕從學50載執教30年祝賀文集》收錄了部分新老學生的學術論文、學習回憶文章，及薛先生歷年教學活動照片、學術簡歷、學術訪談等內容。

生日慶典和晚宴在熱烈歡快的氣氛中舉行，到場祝賀的有國務院參事室和中央文史館、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國國家畫院、中國藝術研究院等相關機構以及中央美術學院的領導，薛永年先生的老同學、老同事、老朋友、家屬、學生，以及參與活動籌辦的各界友人等共140余人，現場播放了回顧薛先生科研與教學經歷的短片，九朝會獻演了昆曲傳統劇目《天官賜?！?。（邵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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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永年教授七十壽辰慶典在京舉辦，劉正成先生出席研討會

承前啟后的學術中堅

潘公凱

薛永年先生是我的老朋友、老同事，更是中國美術史學領域一位有突出成就和貢獻的學者。他是建國后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培養出的第一代專業人才，曾直接受業于王遜、金維諾、張安治等老一輩美術史論家，并在1970年代以后展開獨立研究工作。幾十年來，他致力于中國書畫史研究，圍繞書畫，尤其是晚期文人書畫這一中國特有的藝術形式，展開了從畫史到畫論，從傳統到演變，從畫家到畫派，從真偽鑒別到內涵闡釋，從作品分析到社會背景解析的多層次、多角度研究，著述頗豐。從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至今，永年先生密切參與了各次重要的國家科研、出版項目以及國際學術交流活動，有效地推動相關學科的發展，并長期主持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論系的教學工作，為本專業培養出大批后備人才。永年先生不論從資歷、學識、成果、為人師表等哪方面看，都是令人敬佩的，不愧為新中國美術史研究承前啟后的中堅力量。

通觀永年先生的學術生涯，有兩個主要特點：

第一，永年先生繼承了老一輩的文史傳統，注重文獻史論結合。舉例來說，求學時期，張珩先生曾在美院講授書畫鑒定課，其中特別強調時代風格和個人風格的比照，以及從印章、題跋、著錄等輔助依據來判斷作品的真偽。畢業不久，永年先生就參與整理了張珩先生的遺著，并結合吉林省博物館館藏寫出＜何澄和他的歸莊圖＞、＜談張渥的九歌圖＞等論文，從中可見他少受當時政治風氣的左右，由扎實史料而得出的對畫家以及筆墨的具體分析。之后數年間，永年先生又從作為個案的華喦入手，逐步深入到對“揚州八怪”的群體研究，探究他們的新派畫風與鹽商贊助之間的關系，其中雖然帶有社會史的視角，但并不理論先行，而是發掘出許多鮮活生動的史料，令人耳目一新。同時，他也堅持史論不分家，早在20世紀80年代的＜荊浩<筆法記>的理論成就＞、＜運墨而五色具——中國畫用墨發展及用墨理論概述＞、＜石濤“蒙養生活”解＞、＜文人畫論中的兩個問題＞等文章就已注意到書畫藝術的獨特性以及它的理論總結，并不一味陷入繁瑣的歷史考證中。

第二，永年先生具有開闊的視野，對中國書畫的傳統與現代轉變持有貫通的觀照。從歷史時段來說，他曾專論魏晉南北朝的書畫藝術，著有《晉唐宋元卷軸畫史》；并主攻元以后的文人畫，發表了關于明代吳門畫派、董其昌的書畫理論、王履的藝術思想、清代四僧以及揚州八怪的論文數篇；更進一步聯系到中國書畫20世紀的轉型，探討海派對揚州八怪的發展，民國初期北京畫壇傳統派的再認識，以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傳統繪畫的現代化與西方影響，分析百年來中國畫演進的社會基礎，思考對水墨的回顧與展望，構建體大思精的中國畫現代理論體系。若沒有一個持久而連續的關注與深入研究，將這些課題內容總合起來是斷不能完成的。

尤為可貴的是，永年先生在深入專業的同時，還始終保持著對美術史作為一個整體學科的反思和自覺。他特別注意撰寫學術史，尤其是20世紀以來的美術史學，不斷反思研究與寫作中存在的問題與得失；也特別善于總結方法論，探討中國大陸、臺灣地區、歐美、日本等不同地域的學者研究中國畫的途徑之異同，這些都為后學者從全局來把握美術史學科的發展脈絡提供了重要依據。

在研究之外，永年先生還將很多精力投入到教學當中。1987至1997年，永年先生擔任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主任，其間他組織力量更新通史教材，盡量容納80年代以后的新材料、新成果，不僅培養了大量專業人員，也為美術史學科在全國高校的普及做出貢獻。1993年，他成為國家第五批博士生導師，1994年又受國家文物局委托主持培養書畫鑒定碩士研究生工作。在他的指導下，一批批青年學子走出校門，成為新一代的美術史研究和教學主力。

新世紀以來，已屆退休年齡的永年先生并未從領導和教學崗位上退下來，而是受我院重托擔任研究生部主任一職，積極推動實踐類博士生的培養工作。其間，他提倡培養高層次的學者型藝術家，為此在導師建制和課程設置等方面均采取了與其他院校不同的機制，形成了我院獨具特色的實踐類博士生培養模式；同時在國際合作與港澳臺交流方面，則以“五岳看山”活動和參加“設計類博士學術年會”為平臺，擴大我院在臺灣及海外的影響，為我院成為實踐類博士研究生培養中心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梢哉f，永年先生熱誠地將自己所有時間與精力都投入到了中國美術史研究與美術教育事業當中，令師生們感動欽佩，其嚴謹治學與無私奉獻的精神實屬后輩晚學之典范。

值此薛永年先生七十壽誕之際，我謹以此短文祝先生春輝永綻，繼續為中國美術史的研究與教學作出新的貢獻！


中央美術學院院長　潘公凱
2011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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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永年教授七十壽辰慶典在京舉辦，劉正成先生出席研討會



我們向薛永年教授學習什么？


文/劉正成



薛先生也是我的老朋友，我1985年來到北京以后，第一批朋友便認識了薛先生，我主編《中國書法》雜志的時候，美術界他就是我聯系的主要作者之一，幾乎重要的跨學科的研討會我都請他參加。他走了七十年的路程，治學五十年，從教三十年，我思考我應該向他學習什么東西，或者我們應該向薛永年學習什么？在他七十歲生日的時候，這個并不是對他的溢美之詞，他是一個在我們身邊存在的具有重要價值的學者，他給我們做了重要的學術示范。

我主要想談三點，我們應該向薛永年先生學習什么。

第一、薛永年教授的道德文章為我景仰。

我在北京生活了三十年，在書法界、美術界我所見到的范圍以內，薛永年先生是很難找的沒有對他有負面說法的人物，這是非常難得的。薛先生不是非常圓滑的人，我所接觸的人中就沒有人對他有微辭，無論是美術界還是書法界，每個人物都有正面和負面的評價，為什么薛先生沒有負面的評論呢？因為他道德文章非常高尚，他并不是一種圓滑的人物，有時候特別圓滑的人物還容易出現很多問題。

我和他交往這么多年，在今天他七十大壽之際，我帶來要送他一柄手杖，聊充鳩杖，還撰書了一副對聯："杖國鳩扶歌大壽，落紙煙云畫新篇。"上聯是舊句，古人有云，七十杖國，八十杖朝。漢制，有德行的長者七十有鳩杖，鳩杖有出土文物為證。但這柄鳳凰衛視記者王琳送我的山東濰坊杖沒有鳩頭，轉贈時聊以對聯補之：敬祝薛公籌添鶴算，永葆青春！


一般人說"德藝雙馨"，它用得很俗很濫，我不愿意再用這個詞，我愿意用“道德文章”，評價人物的"道德文章"是一個傳統標準，這種標準可能在今天的學人里不大這樣要求了，要不就是你的學問怎么好。能夠做到道德文章俱稱的人是非常難的。我今天這樣說他并不是溢美之詞，而是由衷的感言，他是我心中道德文章的楷模。

第二、薛永年教授是我們書法界、美術界、藝術界的文脈所在。

我們現在辦學，辦什么樣的學，中國的美術學院，中國美術史怎么研究，我認為首先要承續中國的文脈。我們搞古書畫研究，就有一個研究方法的問題。西方的油畫，他們自有一套鑒定方法。我們中國古書畫鑒定就有“望氣”之說。什么叫望氣呢？除了書畫材質的斷代、收藏印鑒分析、歷代文獻著錄著、文字題跋避諱之外，還要非常熟稔該時代書畫風氣和該作品的風格，以及作偽人的風格等。所以，經驗豐富的鑒定家眼里，有的畫你說是宋代、元代什么的，有時從遠處望一望它的氣息，就知道它到不到那個年份。這就叫“望氣”。西方人沒有“望氣”一說，舉個例子：上世紀90年代末期，當時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方聞先生主持召開了《溪岸圖》的鑒定會，美國著名學者高居翰先生對《溪岸圖》表示質疑，認為這個不是北宋的畫，應該是明以后的摹本，甚至認為是張大千的摹本。如果是張大千的摹本賣給大都會博物館的話，就是對國家欺騙的嫌疑，而且貶低了著名收藏家王已千先生捐贈畫的貢獻精神。于是，方聞先生把中國著名書畫鑒定家全請去了，啟功、徐邦達、劉九庵、楊仁愷等先生都去了。開會回來以后，我問了幾位先生會議結論如何？他們都說沒有結論。我說中國鑒定大師幾乎齊集了，為什么做不出結論？他們說，啟功、徐邦達先生都上臺講了自己的鑒定意見，這《溪岸圖》不可能是明代以后的摹本。但會議似乎並不認可，不了了之。我看過會議準備的文獻，高居翰先生撰了論文，用圖像學的方法斷定這是偽作，甚至給張大千的畫法相近，成為否定這個畫的幾個有力“論據”。啟功先生說我們望氣就知道這就是南宋以前的畫。但與會的西方學者就就不懂什么叫做望氣，也無法望氣，所以也無法認可你的望氣之說。從學術層面和西方人的對接不起來。這個望氣就是中國古書畫鑒定學的治學方法。望氣到底是不是科學的，我覺得中央美術學院要研究，我認為這就是一個具有綜合與分析相結合的一個學術方法論。薛永年先生是一個詩人，是一個書法家，他也能畫畫，他作為一個書畫鑒定家，理論批評家，這在西方是沒有的。搞美術理論的人很少有畫畫的，中國恰恰搞藝術的人又搞學術，即有分析又能綜合的，把感性和理性、把藝術實踐和藝術理性研究融為一體。這種方法是不是科學的，中國傳統的方法是不是要在我們學院保留下來？我覺得在中央美術學院是按照西方學科分類方法理念建立起來的，按照西方的規范設計教學方案的，這種中國的方法在我們學院里要不要保存下去就是一個重要問題。這種方法作為中國的美術學院的一個重要的東方學術傳統方法理念必須傳承的一個焦點。 在中央美院，以薛永年先生為代表，把藝術的實踐與藝術的理論相結合，把感性思維與理性思維相結合，用跨學科的視野治學，就是中國綿延三千年的文脈。這一點，在用分析為特征的西方現代學科理念所創建的美術學院中尤其重要。

具有這種資質的教授存在，才能促成中西方文化的深度交流與融合，才能促進中國美術研究成為中國傳統美術的延續與發展。

舉個例子，我最近正在續寫《書法藝術概論＞＞兩章，以備翻譯出版，正好寫到第七章“書法審美歷程”的宋代，我發現中國最重要的書法理論就是三個書法家的言論：《東坡題跋》、《山谷題跋》、《海岳名言》。可以說,中國最重要的文人書畫理論是由書法家作出來的。我覺得作為書畫家和理論家的薛永年先生也是這樣一個標本，在中央美術學院也好，其他學院一樣，一定要把東、西方的學問之墻推倒打通、把創作感性和學術理性融為一體，我認為這才是中國文化之文脈。我覺得只有這樣才能做好真正的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我記得有一次開一個學術研討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成立五十周年的學術研討會，牛津大學默頓學院的院長杰西卡-羅森Jcssica Rawson夫人發表了一個研究青銅器的文章，午餐時聊天，我說你談到了青銅器的材質和紋飾，為什么不談銘文呢？她說：我不認識銘文。中國青銅器研究中銘文研究是重中之中，它是斷代的重要依據，讀不懂銘文，研究就不能深入下去，就是因為西方學者對中國文化的隔陔導致研究的局限，并不是說他們沒有這種研究的欲望。

我最近七、八年結識了一個很好的忘年交，就是英國牛津大學的蘇立文教授，他今年已經96歲了，他出了第五版《中國美術史》(美國斯坦福大學出版)，我看了他的臺灣譯本第四版，有少量涉及書法的文字和圖版。我跟他交往這么幾年，包括一塊去四川、安徽看博館和古文化遺址，他都不斷向我提關于書法的問題。他覺得書法在中國藝術史上很重要，所以他在第五版里增加了不少關于書法的篇幅，我給他提供了幾十個歷代書法代表性作品圖版，他把加入書中的每一個圖版都注上我的名字，以示學術的嚴謹性。我認為這就是真正的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與亙補。學術其實沒有疆域界限，你把中國的文化吃透，用這種和他們進行交流融合，不是完全照搬。我們也要繼續學習西方，但是交流必須吃透傳統文化為我們的基點，才能促進美術研究成為中國傳統美術的延續與發展。

最近中國一百年沒有中國哲學的傳承了，因為我們現在哲學都是從西方拿過來的，包括西方的現代美術理論，我們想想，從包括明代心學和清代顧炎武、黃宗羲這些人之后還有沒有中國哲學了？所以我們是沒有傳承文脈的。我們的美術，像薛先生這樣的人就是繼承中國文化文脈的人。
   

三、文人畫解讀：薛永年教授書畫雙修的學術意義

我讀貢布里希《藝術的故事》中譯本序言，他說：“從學生時代我就贊賞中國的藝術和文明。那時，我甚至試圖學會漢語，可是很快發現，一個歐洲人想掌握中國書法的奧秘和識別在中國畫上見到的草書題跋，需要多年的功夫。我灰心喪氣，打消了這種念頭，然而對中國藝術傳統的濃厚興趣卻依然未減。”由此可見，弄懂“中國書法的奧秘”在解讀中國的藝術與文明中的重要性。

我一直有個觀點，就是不懂書法，就不能解讀文人畫；不能解讀文人畫，就不能解讀中國繪畫史；不能解讀中國繪畫史，就不能解讀中國傳統文化。我從書法角度來談，薛永年教授書畫雙修的學術意義，我認為他熟稔書法，他能解讀文人畫。你們都是搞美術研究的人，為什么解讀文人畫非常重要呢？因為西方學術主流對中國繪畫史有一個誤解，包括高居翰、方聞這樣西方超一流的中國藝術學者，他們認為中國古代繪畫的高峰是在唐代，唐以后中國的繪畫走下坡路了，特別明顯的就是后代對前代不斷的重復。因為他們看不懂石濤畫的畫，尤其對題款中的“擬倪云林筆意”、“擬黃子久筆意”等說法，他認為這都是不斷模仿，是后代對前代的模仿的“證據”。所以他們認為宋以后就是繪畫衰落的時期。中國的共識是“畫稱宋元”，他們這就是對宋元以后從外到世界的描繪進入到內心世界表觀的中國文人畫傳統的誤讀。

我們怎樣解讀中國文人畫？因為我跟同學們交往，我也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我認為至少要讀懂文人畫，這對中國和西方都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的記憶中，薛永年先生在每次書法家協會或《中國書法》雜志主持的研討會上，都有精采的發言。筆墨的的價值，在中國畫中很重要，這個“筆墨”就是書法理念。在宋代和元代，都是書法家教畫家們怎么畫畫，包括蘇東坡、趙孟頫，他們講的就是教畫家怎么樣以書法的筆墨畫畫，這個理論在西方覺得是很荒誕的，但是如果中國美術史研究家不闡述清楚的話，西方人更不能理解。

2008年我到英國去，我寫了一本書叫做《書法藝術概論》，我送給蘇立文先生，他說這本書好，我們要想辦法翻譯出版。我說國外哪個出版社翻譯出版的話，我們政府可以資助給錢，他說政府給錢不好，他說：“一本好書政府為什么給錢呢？”給錢就是沒人要的壞書了。我說，這本《書法概論》，對中國學習書法的人來說都是比較難懂的書，西方讀者愿意讀嗎？他說我們就是需要高檔的，不需要中檔的和普及型的。為什么呢？后來我仔細跟他討論以后發現一個問題，中國文化要影響西方的時候，不是寫本書讓大眾都能看懂，首先這本書要影響西方的專家，再由這些專家去影響大眾。所以文化的交流，就是需要把你國家最精華的東西、最重要的東西進行交流。例如黑格爾讀《老子》，托爾斯泰讀《論語》一樣。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央美術學院學畫開始都是學素描，后來八十年代提出是不是要書法，李可染先生他們主張學書法。八十年代末，成立了書法研究室，朱乃正副院長兼任主任，王鏞教授任副主任，聘我當了顧問，開始重書法了。我覺得學書法，像薛先生這樣自己要能寫字，他對各方面的理解，肯定與單純學畫的人是不一樣的。我當了多年中國書協副秘書長和《中國書法》主編，每當我主持研討會，在美術學院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薛先生，他能來探討中國文化最精髓的這一部分。能夠和西方對話的就是薛永年教授這樣的學者，他能夠解讀書法，解讀中國的繪畫，通過解讀中國的繪畫，解讀中國的繪畫史，從而實現中西方學術的交該與融會，并促成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轉換。這是我們要向薛永年先生學習的重要的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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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永年教授七十壽辰慶典在京舉辦，劉正成先生出席研討會

下午兩點，劉正成老師到達 薛永年教授七十壽辰慶典舉辦地點：九朝會，作為特邀嘉賓出席“學問與傳承、本體與跨界”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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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永年教授七十壽辰慶典在京舉辦，劉正成先生出席研討會

下午兩點，劉正成老師到達 薛永年教授七十壽辰慶典舉辦地點：九朝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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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永年教授七十壽辰慶典在京舉辦，劉正成先生出席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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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永年教授七十壽辰慶典在京舉辦，劉正成先生出席研討會
窗外，2011年冬天的第一場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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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朝會。 薛永年教授七十壽辰慶典在京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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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永年教授七十壽辰慶典在京舉辦，劉正成先生出席研討會

主持人邵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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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永年教授七十壽辰慶典在京舉辦，劉正成先生出席研討會
研討會還沒開始，劉正成老師已自己在做功課，可見劉正成老師對這薛永年教授的尊重和對這次研討會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