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 書法在線 2018-5-9 10:18

一、書論產生的背景

關于背景，我們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看。一是以正字、正體之舉國體制下的文字規范和書寫標準化的貫徹實施，溢出則造就了全社會的好書、善書風氣，由此促使書法進入全面藝術化發展的階段。客觀地說，漢武帝朝之所以實施嚴厲的文字政策，是為了更好地應對隸變對整個文字體系的沖擊，盡快使新體隸書實現規范化、正體化。隸變始于戰國晚期秦系文字的日常手寫體，而后隨著秦人揮師南下東進，在把秦文字持續地推向新占領地的同時，也要承受六國遺民舊有書寫習慣的沖擊，遂使隸變進入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發展階段。其后果是，隸變雖然始于秦文字，但已大量竄入六國字形、偏旁、書寫習慣和潦草化傾向，進而造成大量的訛形、偏旁分化與合并，以及多見的非理性類化和改作等。就字形體勢而言，或縱或橫，或圓或方，或正或草，或古或今，任筆為體，放縱無序。顯然，國家是不能容忍這種上升勢頭極快、使用極為普遍的新體自由發展下去的，必須在全社會范圍內建立起統一的書體規范，這就成為漢武帝實施嚴厲的文字政策的動機。

有了政策，還得采取行之有效的具體措施來貫徹執行。首先，政策實施的堅定、嚴厲和連續性是關鍵，綱舉目張。《史記·萬石君列傳》述其長子萬石建書奏事，事下，再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馬字篆書足連尾共五畫，以疏忽少寫一筆，竟懼怕若被漢武帝發現而獲死罪，其時文字政策的嚴厲已不難想見。東漢初，光武帝頒行《四科取士詔》，章帝時再度強調續行，明確規定“書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司奏罪名，并正舉者”。如果抄寫公文字失規范，沒有達到詔書所示的正字正體標準，由監察部門議定罪名上奏，連同入仕升遷時負責舉薦的官員一并懲處。《說文解字·敘》引漢《尉律》也有“書或不正，輒舉劾之”的律令條文，《漢書·藝文志》作“字或不正，輒舉劾”。意謂書字若非正字正體，隨時都會遭到舉報而受到相應的責處。有了這樣的政策法令，隸變很快就脫盡古形，矯正潦草化傾向，促使隸、草二體分途發展，實現了隸書的正體化。河北定縣八角廊漢簡書于西漢昭宣之際，可以視為正體化的標志；東漢中晚期隸書因為上石規范于界格，形成典范楷式，遂更名八分。草體脫去束縛，也迅速獨立發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草書，至漢末因為書于《急就篇》使字形具備楷式而更名章草。

其次，與懲處相對，獎掖選拔在正字正體上表現突出的學子入仕。《說文解字·敘》引漢《尉律》規定“學童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為尚書史”， 《漢書·藝文志》作“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即其證。史，政府中一般的文職吏員，尚書、御史乃中央政府機構，所置之史職事雖同，但地位略顯高重。或以善書而受到提拔重用，如《漢書·貢禹傳》所言“郡國恐伏其珠，則擇便巧史書、習于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即其事。史書， 謂學子考試所應掌握的古今各種書體，以其入仕起家為史職，復以所長供其職司，故以史書指代。“便巧史書”，與漢魏典籍所載的“善史書”“能史書”同義， “右職”謂拔擢。或以善書自薦的方式入仕，如《漢書·王尊傳》述其“能史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 以能史書而被政府破格錄用，“小吏”亦當為掌理文書的史職。正是這種直接與仕途前程緊密相關的社會功利性，誘導學子積極地參與到正字正體的社會化書寫活動中來，具有強大的社會向心力。《漢書·貢禹傳》記敘武帝時社會風氣有“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的謠諺，《論衡·程材》亦有“是以世俗學問者，不肯竟經明學，深知古今，急欲成一家章句。義理略具，同趨學史書，讀律諷令，治作情奏”之語，均其時社會尚書風氣的真實寫照。當然，這也是一種矯枉過正，但兩千多年來士人莫不尚書、以工書為榮的觀念，古今書體并行、書家以兼善諸體為能的傳統，均受惠于此。

再次，善史書風氣及其明確的社會功利性吸引了社會上下的一體關注，并產生了與之相應的評價標準。其中，“善”“能”“工”“便巧”含義近似，都是對正字正體中翹楚的稱譽，隱含有法度、規范的意識在內。對善史書者及其作品，以其有比較突出的成就、在社會之一定階層、群體范圍內有較大影響力，可以用作他人的學習范本，則以“楷式”“楷則”“楷模”等尊之。對書體之整體美感與風格，以“勢”名之，是從靜觀的“形”到動態的“勢”之考察和表達，以此成為后世書論明確以“筆勢”“筆力”為審美核心的肇端。進而還可以確認，始于國家文字政策的正字、正體風氣，開始向書法方面傾斜；從以字書為范本的國家標準與強制性約束，逐漸推向以書家個人風范為楷模的社會化選擇和標準，極大地激發了人們的熱情和想象，開啟了“翰墨之道”的玄妙之門。

第四，非功利的善史書風氣與從尊奉正體到崇尚草書之審美風氣的拓展，最后完成了書法藝術質的飛躍。《漢書·元帝紀》載記“元帝多材藝，善史書”，是為帝王純以興趣好書善書之始，影響亦大，足以風化天下。又， 《后漢書·安帝紀》述其“年十歲，好學史書，和帝稱之，是以齠齡儲君的身份學習史書”。又，《后漢書·孝明八王傳》記敘樂成靖王劉黨“善史書，喜正文字”，準確地傳達出正字正體的政策涵義。又，《漢書·西域傳》謂楚主侍者馮嫽“能史書”，是為女性善史書之始。又， 《漢書·外戚傳》稱孝成許皇后“善史書”，《后漢書· 皇后紀》稱和熹鄧皇后六歲“能史書”、順烈梁皇后“好史書”，《后漢書·章帝八王傳》稱帝所生母左姬“善史書”等等。這些非功利性的帝王后妃善書好書，水平如何并不重要，而在其能身體力行，足以昭示世人，起到極佳的楷式和推動作用。

又，草書在與隸書分途發展之后，演變進境極快， 不僅占據了日常書寫的起草、私相授受的尺牘往來的實用地位，而且獲得帝王的青睞，使之成為類似“宮廷藝術”的一項重要內容，致其身價陡增，而上行下效，士大夫莫不景從。《后漢書·宗室四王傳》記北海敬王劉睦云：

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納。顯宗之在東宮（明帝時為太子），尤見幸待，入侍諷誦，出則執轡。……又善史書，當世以為楷則。及寢病，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

張懷瓘《書斷·章草》亦記其事，稱“明帝為太子，尤見親幸，甚愛其法。及穆臨病，明帝令為草書尺牘十余首，此其創開草書之先也”，二者文字微異。其事可以想見之意義有四。其一，劉睦為先武帝長兄之孫，明帝之侄，二帝均愛重其才學，由此奠定其在皇室及上層社會中的地位，能更好地發揮其影響力。其二， 劉睦以“善史書”名世，其書跡被奉為范本楷則，溢出的社會效應要遠遠超出其技藝本身，可以視為從國家文字政策轉向書家之社會化楷模的標志。其三，從古今書體中的正字之規范化社會需求，拓展到“鄉邑不以此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講試，四科不以此求備，征聘不問此意，考績不課此字。善既不達于政，而拙無損于治”的不登大雅之堂的草書上，此無他，只能是草書的天然美質與藝術魅力使然。書家以其獨到的天才和智慧，為草書“加之以玄妙”，賦予其不同尋常的意義和感染力，遂能吸引更多的人以更大的熱情和想象力投入其中。所謂江河不涓細流，故能成其大，正是此意。這里，帝王的好尚尤為重要。由于明帝愛重劉睦草書，遂使嗣位的章帝耳濡目染，心追手摹，亦好草能草，史傳章帝于法外詔許名家杜度草書上事，其無形的感召力可想而知。其四，《漢書·游俠傳》記敘成帝至更始年間的陳遵“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陳遵以天性善書，其尺牘相聞，受者皆愛重珍藏，并引以為榮耀。陳遵所善為隸為草，尚不能定論， 但其足以表明西漢晚期業已形成良好的欣賞書法的社會氛圍和收藏風氣。比較而言，劉睦所善為草書尺牘無疑，張懷瓘稱其“創開草書之先”應該是可信的。自劉睦始，草書之用雖不出尺牘和文書、著述起草的范圍， 而以其貴在皇家，副在廊廟，遂使天下效法，名賢輩出，引領尺牘書法風流兩千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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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獻之  廿九日帖（局部）

二、書論的文學化表達方式

上述諸多內容，揭示了書論產生的文化、文字和書法背景，宏大而持久，而與之對應的卻只有少量簡單而樸素的評語，并且這種狀態一直延續到南朝，與同時的那些華美的書勢、書賦篇什判若二途，互不相干，不能不發人深省。

《書斷·能品》評東漢早期草書名家徐干時引班固與弟超書云：“得伯張書（徐干字），藁勢殊工”，藳同稿，草也，草勢殊工猶言草書精到，工義與巧、善、能近同。又《三國志·吳書·張纮傳》注引《吳書》稱纮“又善楷篆”，楷謂楷式、楷則，猶言善于書寫正體標準的小篆。又述孔融復函張纮云：“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睹其人也”，多為稱許。如果加上前文提到的“楷則”“模楷”等詞語，仍嫌數量太少，不足以匹配書法藝術自身的發展和需求。這種現象也許能為我們提供一種暗示：發達而華美的書勢、書賦等篇什是否別有淵源？答案是文學需求。

漢代文學十分發達，文章之中，又以大賦為最，蓋漢人去古未遠，最近風雅，六朝綺麗，實難比肩。然就閱讀所及，漢代文學小品如小賦、銘贊之類，亦頗有可觀。通觀《全后漢文》可知，其時士大夫熱愛生活，每多文學沖動，面對日常品物，都會引發寫作熱情。或美物貽性， 或感物興懷，或自警寓志，或摽拔意氣，林林總總，不一而足，以此成就動輒賦贊、隨手箴銘的文學奇觀。其中筆、硯均有賦有銘，書法也不能闕如。可以說，以文學修辭見長的漢晉南朝之“勢”“銘”“賦”等早期書論，是因為文學需求和書法之盛而生，關乎藝文之作而傳，專為論說書法而撰著的目的幾希。晉衛恒撰《四體書勢》全文見于《晉書》本傳，其中《字勢》為自作，《草勢》為東漢崔瑗所作，《篆勢》為蔡邕所作，《隸勢》未錄作者之名，徐堅《初學記·文字第三》題為鍾繇所作，在四體勢文之前，均有衛恒的敘言。衛恒所敘均平實有物，而自作《字勢》則仿效其他三勢，可見其心中對敘、勢的不同理解。歐陽詢撰《藝文類聚》，宗旨盡在藝文，雖然收錄蔡邕《篆勢》，置于《巧藝部》中，但列附“勢”下，梁代任昉《文章原始》以“勢”始于崔瑗，為獨立之文體， 衛恒、歐陽詢亦均作如是觀。蔡邕《筆勢》之后，序列索靖《草書勢》、劉劭《飛白書勢》，后者為四言韻文，故爾別本或題曰《飛白書勢銘》，與宋鮑照《飛白書勢銘》同題。《巧藝部》于諸勢之前，序列晉楊泉《草書賦》， 王僧虔《書賦》二篇。之所以不收衛恒的敘言，是其本不為論書而設類目；不收崔瑗、鍾繇二人“勢”文，或認為彼等遠遜蔡邕文名的緣故，亦未可知。又，唐太宗好書善書，房玄齡等編纂《晉書》，于《衛恒傳》錄《四體書勢》全文以迎合圣意，當屬于非常之舉。張懷瓘《文字論》述其時蘇晉、王翰兩位文學翹楚欲作《書賦》以比肩陸機《文賦》，經旬月未成；張氏自作《書賦》，文成而不傳；竇臮作《述書賦》名重藝林，千古獨傳，后人仿效，竟無嗣響。由此可見，士人之于文學根深蒂固，每每不惜削足適履，損書理而就文辭，若非藝文之需，能否流傳下來都是問題。孫過庭《書譜》云：

至于諸家勢評，多涉浮華，莫不外狀其形，內迷其理，今之所撰，亦無取焉。

明確排斥書勢、書賦、書評、書銘、書贊類書論。“外狀其形”謂取類比興，假天地萬物來況喻字形點畫；“內迷其理”，謂以華辭麗藻的堆砌掩蓋書法義理，或不能稱解筆意，難明原委。所言切中其弊，然則撰述宗旨不同，孫氏不為解人，所責即不免為過。

這就會引出一個問題，為什么漢晉士大夫熱衷書法卻又無意進入技法、美感深處加以探究，反而使崇尚文學、輕視書理的風氣延宕久遠呢？在“文章千古事”的觀念作用下，士大夫很難放下既定立場而自甘下流。在清流士大夫心目中，書法不過一技，善之以迎合一時風流，拙則不登大雅，耽之為舍本逐末，為人役使即與書工為鄰。事實上，寒門士人的好書善書，旨在以書干祿，舍書法之外，無由進身釋褐；作為清流士大夫，多以才學高行入仕，豪門勢族子弟尤無仕進之憂，工書以趨風流，能者引領時尚，用意所在，不過尺牘而已，與那些以善書食祿者涇渭有別。庾元威《論書》云：

王延之有言曰：“勿欺數行尺牘，即表三種人身。”豈非一者學書得法，二者作字得體，三者輕重得宜？

庾氏的解釋未確。在極重尺牘書法的漢晉南朝， 清流士大夫投入太多的熱情和想象、創造，快速完成了楷、行、今草的演進，同時也把書法藝術推到巔峰狀態，其中尺牘書法堪稱樞紐和靈魂。所以，宋周必大《益公題跋·又跋歐蘇及諸貴公帖》云：

尺牘傳世者三：德、爵、藝也，而兼之實難。若歐、蘇二先生所謂“毫發無遺恨者”，自當行于百世。

“德”，道德、操行、品格；“爵”，門第、職官；“藝”，文采、翰墨。“三種人身”，謂士人立身必備的德、爵、藝三個條件，與王延之的出身（王氏家族、王廙五世孫）、地位（齊尚書左仆射）契合，與漢晉南朝尺牘書法不重寒門和下層官吏之跡相符，應該是王延之本意。這種觀念初成于漢而盛行于魏晉南朝，是我們認識這一歷史時期書法史的基本出發點。《后漢書·蔡邕傳》記載了名家蔡邕曾疾言上書，力斥鴻都門學那些出身低賤、僅以一技之長入仕的同好而不同品流的人群。本傳述其時“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藝之徒，并待制鴻都門下”，對此，蔡邕上書云：

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 未有其能。……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

再次上書， 則使之與工匠等列：

又尚方工伎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昊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

在蔡邕看來，清、濁本不同流，亦不能相混，即使皇帝喜歡，也要堅決反對。所以，藝之重輕，在什么人好之能之，以什么態度視之，而非純粹的藝術水平優劣高下。漢晉南朝人極為看重門第、品流，于此可見其一斑。又，《后漢書·陽球傳》載其上書云：

案松、覽等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依憑世戚， 附托權豪，俯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退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嘆。

陽球所抨擊的兩種人，一是出自寒門而憑關系、以辭賦、偽作古體書法平步青云者，二是經其再度引薦入仕的同類人等。在清流眼中，即使出身寒門而身負才藝的同道，也必須斥退，恥與為伍。又，《后漢書·楊震傳》附楊賜上書云：

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于時，如歡兜、共工更相薦說，旬月之間，并各拔擢。

這種情況說明，除門第、品流的因素外，還應該有古今書體、書法地位的問題。尺牘書法與時俱進，已成清流風尚化被天下；蟲書、鳥篆雖然源出于春秋戰國之世， 入漢之后并無系統傳承，時人以其法而資取于畫，大量向壁虛造各種新體而附會傳說、祥瑞，致使翰墨之道亡損殆盡，其中亦不乏拙劣荒誕之體，所謂“妖偽百品”“有識掩口，天下嗟嘆”，并非夸大詆毀之辭。同時，“儒者之工書，所以自游息焉而已，豈若一技夫役役哉”，這對于秉承孔子“游于藝”思想、而旨在修身志道的清流士大夫來說，就是底線，與借助書法謀取功利的做法在價值觀上有本質的區別。這種清、濁的品流鴻溝一直延續到唐宋時期，仍為士大夫書家所關注，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他們的書法觀念和言行。有鑒于此，顏之推在《顏氏家 訓·雜藝》中告戒子孫云：

真草書跡， 微須留意。江南諺云： “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也。”承晉、宋余俗，相與事之，故無頓狼狽者。……然而此藝不須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為人所役使，更覺為累；韋仲將遺戒，深有以也。

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惟知其書，翻以能自蔽也。蕭子云每嘆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文章弘義，自謂可觀， 惟以筆跡得名，亦異事也。”王褒地胄清華，才學優敏， 后雖入關，亦被禮遇，猶以工書，崎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 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觀之， 慎勿以書自命。雖然，廝猥之人，以能書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也。

大意是顏之推自敘跟隨尺牘書法時尚留意真、草習學，幸免于狼狽窘狀，但隨俗即可，不必投入太多精力，以免為一技的浮名所累，重蹈韋誕的覆轍。王羲之、蕭子云各備才學，卻以善書自蔽；王褒出身名門， 才學優敏，入北周后每每以工書為人所請，以據石書丹而成辛苦之役，故而悔恨不已。至于那些無學寒士僅以工書而平步青云的現象不足為憑，“道不同不相為謀”，清濁本不相混。顏之推初仕南梁，后入北齊官黃門侍郎，入隋官內史，歷仕三朝，以親身體驗告戒子孫，“慎勿以書自命”。

從漢代趙壹《非草書》的責難、清流士大夫對鴻都門學以書干祿者的排斥，到顏之推的困惑與無奈，數百年間發生了許多足以使人思考、警醒的事情。例如，漢末名家梁鵠只能在秘書省“以勤書自效” ；韋誕以曹魏重臣，被盛于筐籠之中引至二十余丈高臺“使就榜書之”，遭千古之辱；相比之下，王獻之拒從謝安欲使其書太極殿匾榜之請，后世皆以其自重稱之。凡事皆有利弊，書法亦然。清流士大夫既須從俗相與事之，又要自重，不與以書仕進者為伍，也不想與書吏、書工等倫；如果帝王好書，則須勉力為之以迎圣意，還要善于謙退藏拙，以副君臣之義。所以，高度社會化、實用化的書法藝術不可能完全消除其功利性，只是有其或顯或隱、或雅或俗的分別，真正做到超然是很困難的。回顧漢唐書法史，名家勝流前后相望，各鑄輝煌，卻很少有人究心書理，研判技法，或撰述經驗以嘉惠后學，非其不能，是不為也，以此造成漢唐筆法非家法師承而難得其秘的歷史現象。此期間書論多重文學，是其本意盡在文學，而取書法為藻飾的對象，今人名其為“書論”， 并不能代表古人的本意。至于這些美文各自包含的書法義理多寡，既在于作者對書法的認知把握，也要看今人的解讀方法和能力。欲求達詁，即可能違背作者的原意，或成刻舟求劍、附會穿鑿。后世種種的偽讬書論， 絕大部分都在漢唐，也正是看到其中的缺憾后乘虛而入。如果想為漢唐書法批評和理論建構彌補缺憾，還歷史的真實，那么對書勢、書賦等美文的重新解讀與梳理即勢在必行了。

引用 鴻石 2018-5-9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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