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我聞·胡適
劉墨
胡適是20世紀學術界的最重要人物之一。
我讀近代學人,都有不同的感受,讀胡適的時候,心里卻清明平易,這不僅是因為他的文風,而且可以從字面紙背看出他的為人。人們將他叫作“胡大哥”,僅此稱呼就見他的和易近人,比如他對徐志摩等人的照顧,完全是大哥風度。《國文天地》的記者去訪問胡適,張口就說:“大哥大”胡!您好!胡說:你這個人怎么這么不禮貌,我又不是黑道老大“羅勿助”,怎么叫我大哥大?記者說:您不是胡博士嗎?胡說:是啊!我一生得過三十六個博士學位。記者說:胡博士的英文Doctor Hu,其音譯豈不正是“大哥大.胡”嗎?胡說:正是!記者說:那么我稱您“大哥大胡”,豈不名正而言順。胡適才恍然道:是的,是的;失禮,失禮。原是彼此對“大哥大”的認知的不同,方生誤會。
胡適編過《獨立評論》,寫過《中國古代哲學史》、《戴東原的哲學》、《淮南王書》、《白話文學史》,作過《水滸傳》、《紅樓夢》的考證,注過《水經(jīng)》,替“神會和尚”作過傳。而且他還是一個新詩的倡導者和實踐者,寫過“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這樣的“嘗試體”。
除了學問之外,胡適還做官從政,除了做過大學的校長之外,還先后擔任駐美大使、駐聯(lián)合國代表、國大代表、中央研究院院長,甚至差點還參選總統(tǒng),而蔣介石表示愿意做他的行政院長……胡適從美國回來,推行他所信奉的“實驗主義”,別人則把“實驗主義”叫作“實用主義”,因此多招誤解,其實胡適自己說得非常明白:實驗主義乃是一種“特殊哲學”。它包括了歷史的方法與實驗的方法。亦即任一制度或學說,必先就歷史闡述其“必然性”,然后再以實驗方法證實其“可行性”。明白這一層,才可以明白胡適問學從政的態(tài)度。
不管對胡適的評價高低如何,都不能不說胡適是中國現(xiàn)代學術史上的重要人物。
他的學生唐德剛給他統(tǒng)計,說他差點就是體育中的“十項全能”,只須減掉一項。這九個項目是: 一、哲學思想,二、政治思想,三、歷史觀點,四、文學思想,五、哲學史觀點,六、文學史觀點,七、考據(jù)學,八、紅學的藝術性,九、紅學的人民性。這九項都是1954年展開批胡運動時替胡氏劃定的影響范圍之所在。那時組織者認為他這個“資產(chǎn)階級的學者”在這九項科目里都有“流毒”,所以必須列舉出來讓全國的工農(nóng)兵大眾和知識分子加以批判,以達到肅清的目的。 當年胡適在美國做寓公,每天都喜孜孜地拿著這幾大本的批判材料笑逐顏開,逢人就說自己還是做了一點工作的,瞧,這些罪證就是證明。
胡適是新式人物,婚姻卻全是舊的。有一次他想提出離婚,卻剛剛說出口來,就見他的妻子從廚房里拎出一把雪亮的刀來就要剁他,嚇得他以后不敢再提此事。所以學界盛傳胡適怕老婆。為了給自己找理由,他收集了許多怕老婆的故事,等收集多了,他發(fā)現(xiàn),世界上只有日本、德國和俄國很少怕老婆的故事。于是他在一次集會上即興發(fā)表演說:“怕老婆故事多的國家是民主的國家,而怕老婆故事少甚至沒有怕老婆故事的國家,只能產(chǎn)生法西斯或獨裁!”我不怕老婆,卻相信這樣的話。
胡適一生以提倡科學為職志,處處都不忘科學二字。一次他在演講的時候,說中國的戲劇不科學,怎么能夠馬鞭子一搖、幾個人打旗一走就是千軍萬馬呢!西方的戲劇多好,馬就是真馬,車就是真車。他剛說到這兒,一直看胡適不順眼的黃侃立即站起來發(fā)難:“照胡先生的說法,那《武松打虎》應該怎么演呢?”弄得胡適張口結舌。
胡適和陳獨秀當年為了大力推行白話文,矯枉過正,北京大學在招生考試時,考生竟不準用文言作文。那時考生人人會作文言。為提倡白話非強迫他們改變一下不可,也未可厚非。70年過去了,大學考生如今人人也都會寫白話卻不會寫文言了。如果再來一次相反的話,讓考生考文言而不準寫白話文,那可能又是另一番景象。
胡適在抗戰(zhàn)期間做駐美大使,為國家做了很多事,為爭取美國政界與民眾支持中國,在全美到處去演講,與當時日本駐美大使斗法斗得很厲害。因此,胡先生結識了很多美國朋友。以下是一段真的故事,一位美國朋友打電話到中國大使館找胡適博士:
John Smith: May I talk to Dr. Hu?
胡適:Hu is speaking.
John Smith: My name is John Smith.
胡適:Hu is speaking.
John Smith: My name is John Smith.(以為對方聽不清楚,大聲一些說。)
胡適:Hu is speaking.
John Smith: My name is John Smith.(更大聲有點兒生氣地說。)
胡適也有些不耐煩地大聲說:Hu is speaking!他卻不知,原來John Smith當作對方說“Who is speaking”了!
(2004-3-29寫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