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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石如其人其藝研究
杭州高偉
我在編著《鼎甲鴻跡——中國狀元書畫集》《中國書法的形式與內容》《中國書法通史》時，接觸了大量的明清書法家的作品，因為心之所好的原因，特別關注清代的以貼學為主的書法家，尤其是家族書法的演變與發展，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
當然因為我對清代的伊秉綬(1754——1815)隸書情有獨鐘，進而研究伊念曾、伊立勛一家三代的書法，重點收集了他們祖孫三人的書法作品數百幅，特別是一些未見于常見作品集和網絡中的新見作品，是把他們編成題為《伊門書風》作品集，拉出清樣，以供自己清玩，研習。這樣我對清代碑學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鄧石如作為碑學的一個開拓者和奠基人，就進入了我的視野。于是我在網絡和圖館尋找他們的書跡，自己編了一本書法集。
目前國內關于鄧石如的綜合性作品集主要有王家新主編《鄧石如書法篆刻全集》和陳振濂編的《日本藏鄧石如書法精選》。
鄧石如（1743—1805），清代碑學開拓者和奠基人。鄧派（亦屬皖派）篆刻領軍人物、細朱文發展轉折人物。在中國書法、篆刻史上占有重要歷史地位。初名琰，字石如，避嘉慶帝諱，遂以字行，后更字頑伯，因居皖公山下，又號完白山人、笈游道人、鳳水漁長、龍山樵長，安徽懷寧人。
鄧石如是清中期享譽書壇的金石書法家。20多歲就贏得書壇理論權威、經學宿儒、金石學家和文壇泰斗的贊譽。他在清代書壇披靡之際，銳意創新，擎起了研習碑學的旗幟，活躍了清代書壇。他的書法特點是五體兼擅，形成了“鄧派”書法藝術。
陳振濂在他編的《日本藏鄧石如書法精選》的前言中說：清代碑學巨擘鄧石如，是一個被當時人譽為“四體書皆國朝第一”的書壇人家。其實“第一”與否，并不值得過份計較。事實上要諸體皆為第一，也有點勉為其難。但鄧石如在清中期以一己之力開宗立派、登高一呼，使書法幾千年帖學傳統風氣為之一變，這卻是個不爭的事實。與種種可能溢美的“第一”相比，鄧石如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書法史上的歷止人物，他的努力改變了書法的新航向，這也許是一個更高也更貼切的評價。
鄧石如出生于寒門，祖、父均酷愛書畫，皆以布衣終老窮廬。鄧石如九歲時讀過一年書，停學后采樵、賣餅餌糊口。17 歲時就開始了靠寫字、刻印謀生的藝術生涯，一生社會地位低下。他自己說：“我少時未嘗讀書，艱危困苦，無所不嘗，年十三四，心竊竊喜書，年二十，祖父攜至壽州，便已能訓蒙今垂老矣，江湖游食，人不以識字人相待。”鄧石如30歲左右時，在安徽壽縣結識了循理書院的主講梁巘，又經梁巘介紹至江寧，成為舉人梅镠的座上客。鄧石如在江寧大收藏家梅镠處8年，“每日昧爽起，研墨盈盤，至夜分盡墨，寒暑不輟”。不久得到曹文埴、金輔之等人的推獎，書名大振。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皇帝80壽辰之際，戶部尚書曹文六月入京都，邀其同往。秋，途經山東，遂登泰山觀覽。進京后，鄧石如以書法響譽書壇。乾隆五十六年(1791)，在兩湖總督畢沅處做了3年幕僚。張惠言、包世臣都曾向他學習書法。
鄧石如在自述身份時說自己出身寒門，布衣一生。簡單看來這種描述沒有太大問題，但若細糾則其似乎在說鄧石如缺少必要的文化基礎修養。這自然是對鄧的一種誤解。這種誤解實際早在其當世即已存在。如鄧石如自云：“我少時未嘗讀書，艱危困苦，無所不嘗，年十三四，心竊竊喜書，年二十，祖父攜至壽州，便已能訓蒙，今垂老矣，江湖游食，人不以識字人相待。”鄧石如于書法辛勤耕耘一輩子，但社會并不把他作為有學問有修養的“識字人”相待。而其實對鄧石如出身的準確說法應該是：出身書香門第，幼受庭訓，發奮努力，書藝卓絕，為靠書法謀生的職業書家。
鄧石如祖父、父均善書畫。鄧石如的祖父名士沅，字飛萬，號澹園，愛好書畫。當于壽州當過授課先生。其父名一枝，字宗兩，好北林，善詩文，工書畫，喜刻石。石如九歲時即被父親送往私塾讀書，雖一年后輟學，但其十三四歲“心竊竊喜書”，已從內心開始喜歡讀書作學問，17 歲時就開始為別人作書、刻印謀生，二十歲開始在家鄉開設書館，教授童子，后又隨祖父到壽州蒙館授課。之后其游走江湖，混跡士大夫達官顯貴之間。以上身世經歷如何能以“不識字人”觀其人呢？
中國社會向以官本位衡量人之社會地位，但至明代，王陽明心學與狂禪的結合匯就中國中世紀自由浪漫思潮的興起，“滿街都是圣人”“我心即佛”“心即理”的思潮成一代風潮，打破了官本位思想的徹底籠罩，加及明末清初朝代更替，民族矛盾等原因，不僅出現了一大批沒有官階具有獨立人格的思想家，也出現了許多具有獨立人格的書畫家，如徐渭、傅山、金農、高翔、黃慎等。鄧石如不僅工書法篆刻，而且有《鐵硯山房詩抄》傳世。因而對鄧石如之身份決不能以一句布衣而簡單論之。鄧石如的布衣是相對于缺乏科舉功名而言的，而不是指沒有知識和文化。
清代書法大家鄧石如的行書《陳寄鶴書》還與歷史上一段著名的軼事有關。鄧石如家中養兩只鶴。據說，這兩只鶴的年齡至少有130歲。一日，雌鶴死去了，僅隔十幾天后，鄧石如的發妻沈氏也相繼去世。這種巧合，在當時的文人當中產生了很多聯想。59歲的鄧石如傷心至極，雄鶴也孤鳴不已，與他相依為命。因不忍再看孤鶴悲戚的樣子，鄧石如于是擇地三十里外的集賢關佛寺，將鶴寄養僧舍中。從此，他擔糧飼鶴，三十里往返，每月堅持不懈。忽然，又一日，正在揚州大明寺小住的他得到傳報，雄鶴被安慶知府看中，抓回了府中。他即刻啟程趕回安慶，用行書寫下了《陳寄鶴書》向知府陳情上書索鶴。
這篇文章寫得哀婉動人，催人淚下，氣勢排山倒海，文辭如云幻天，以極盡排比、擬人等修辭手法歷數得鶴、寄鶴悲欣往事。為了這只鶴，他可以將生死置之度外，正如書中所寫“大人之力可移山，則山民化鶴、鶴化山民所不辭也。”知府接書，無言以答，不日將鶴送還佛寺。從此，與鶴為伴，晨昏無間。鄧石如死時，那鶴發出尖厲的唳聲，哀鳴數日后，打了一個旋，消失在大漠青空之中，羽化而去。鶴唳、青空、遠去——這是我心頭漫過的圖景，也是眼前流過的詩境。是的，一襲布衣，仰視蒼天，有所牽掛而來，無所牽掛而去；既知萬物有靈，更輕身外之物；“你自歸家我自歸”——人鶴兩化，只留下一段聚散情義于古今。他的好友、桐城派散文大家姚鼐曾給他寫過這樣一幅對聯：茅屋八九間釣雨耕煙須信富不如貧貴不如賤；竹書千萬字灌花釀酒益知安自宜樂閑自宜清。
不慕富貴而自然雋永，不鬧情緒而曠達平和。釣雨耕煙，灌花釀酒的人生，洗去的是庸脂俗粉，塵泥污垢，浸潤出來的卻是經史子集里的書卷氣質和一身的仙風道骨。于人，互為表里，安身立命，也可以“隨心所欲不逾矩”了。人生一達這種境界，藝術的深沉和久遠便應運而生。
鄧石如9 歲隨父讀書，1 0 歲便輟學，1 4 歲“以貧故，不能從學，逐村童采樵、販餅餌，負之轉鬻”。然在其祖父和父親的影響下，對書法、金石、詩文發生了深厚的興趣，并有長足進步。1 7 歲時，為“瀟灑老人”作《雪浪齋銘并序》篆書，即博時人好評。自此，便踏上書刻藝術之路。2 0 歲在家鄉設館，任童子師，不耐學生“憨跳”而舍去，隨父去壽州（今壽縣）教蒙館，2 1 歲因喪妻辭館，外游書刻，以緩悲痛。
乾隆三十九年（1 7 7 4 年）他3 2 歲時，復至壽州教書，并常為壽春循理書院諸生刻印和以小篆書寫扇面。深得書院主講梁獻（亳縣人，以善摹李北海書名于世）賞識，遂推薦他到金陵（今南京）舉人梅謬家學習。梅家既是宋以來的望族，又是清康熙御賜翰墨珍品最多的家族，家藏“秘府異珍”和秦漢以后歷代許多金石善本。石如縱觀博覽，悉心研習，苦下其功。在梅家8 年，前五年專攻篆書，后3 年學漢分。于四十七年他4 0 歲時，離開梅家，遍游各處名勝，臨摹了大量的古人碑碣，錘煉了自己的書刻藝術，終于產生了“篆隸真行草”各體皆備、自成一家的大量作品。乾隆四十七年，他游黃山至歙縣，結識了徽派著名金石學家方君任和溪南經學家程瑤田，及翰林院修撰、精于篆籀之學的金榜。后經梅謬和金榜舉薦，又結識了戶部尚書曹文埴。 乾隆五十五年秋，弘歷八十壽辰，曹文埴入都祝壽，要鄧石如同去，石如不肯和文埴的輿從大隊同行，而戴草帽，穿芒鞋，騎毛驢獨往。至北京，其字為書法家劉文清、鑒賞家陸錫熊所見，大為驚異，評論說：“千數百年無此作矣。”后遭內閣學士翁方綱為代表的書家的排擠，被迫“頓躓出都”，經曹文埴介紹至兵部尚書兩湖總督畢源節署（署武昌）作幕賓，并為畢源子教讀《說文字原》。在署三年，不合旨趣，遂去。
乾隆五十九年他5 2 歲時，由武昌回故里，買田4 0 畝，翌年建屋一棟，并親書匾額“鐵硯山房”置于門首。常將書刻售資救濟鄉人，貧不能葬者，都盡力資助。以后的1 0 年，他的書刻藝術越臻化境，他不顧年邁，常游于京口（今鎮江）、南京、揚州、常州、蘇州、杭州等地。臨終前一年，還登泰山，會晤友人，切磋技藝。6 0 歲時，他游京口，結識包世臣，授書三年，并以書法要訣示曰：“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透風，常計白以當黑，奇趣乃出。”包以其法驗六朝之書都全符合。他6 3 歲臨終這一年，仍收錄門生程蘅衫，為篆書《張子西銘》。 是年，得知涇縣有八塊碑需以大篆、小篆、分書、行楷各體書寫，慨然應邀，僅書一碑因病而歸，陰歷1 0 月卒于家。
鄧石如身材高大，胸前飄一綹長長的美髯，遇人落落，性格耿介，無所合，無款曲，無媚骨，無俗氣，稱得上頂天立地的一個偉男子。
因為其祖輩出身寒微，枯老窮廬，他的一生更備嘗人間的酸甜苦辣，過著“采樵販餅餌，日以其贏以自給”的生活。他以“山人”自居，于荒江老屋中高臥，把功名兩字都忘記了。
為什么淡泊如此？他生活的時代，是歷史上堪稱盛世的“乾嘉時代”。他來到這個世界時，政局早已穩定，天下亦早已被愛新覺羅氏那雙射雕射虎的手撫摩得比較熨帖了。生活隨著時間的河流，日復一日地平靜地流去。我們只知道他戴草笠，著芒履，策毛驢，浪跡天下名山大川，有如云水之間孤獨的浮鷗。他的好友師荔扉曾經送他這樣兩句詩：“難得襟懷同雪凈，也知富貴等浮云。”看淡了浮華、浮夸、浮名，也就與浮躁相去甚遠。“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柳永那種懷才不遇的牢騷他沒有；“患名之不立，患年之不長”，賈逵的雄心進取他缺乏；“名飛日月上，義與風云翔”，李白的濟世大志他也不具備。他只是歸于淡，把世間萬物都看得淡了，淡到自甘寂寞，遠離紅塵。可是，他又真正地熱愛著書法，一天也舍不得丟棄。每日清晨，他研一盤滿滿的墨水，就著凈幾揮灑，必待墨水用干了才上床休息。所謂“熱愛”，在鄧石如的人生里，除了出身寒微，飽受生活的煎熬以外，還得把功名利祿置于腦后而全身心地投入藝術的艱苦錘煉中。他不怕板凳一坐十年冷，更不愿像現在的某些“名人”那樣熱衷于今天上電視，明日登報紙，后天獲大獎，不然就日子一天也難過。
當年，他為湖廣總督畢沅的幕友時，“與人論道藝，所持侃鑿，絲毫不肯假借，布衣棕笠，貴客公卿間，岸然無所詘也。”儼然一種平民藝術家的本色。但是，“日見群蟻趨膻，阿諛而佞，此今之所謂時宜，亦今之所謂捷徑也。得大佳處，大抵要如此面孔。而謂琰能之乎？日與此輩為伍，郁郁殊甚。”他看不慣官場的群蟻趨膻，也不愿阿諛權貴。那么，雖為幕友，卻也是落落寡合的——他不適合那個生態環境。于是，他拂袖而去，返回民間，適者自適，從此一生六十余年再也沒有混跡于官場。
鄧石如不愿媚俗取巧的頑固，說得斯文與時髦一點，是不是他正有著平常文人欠缺的所謂“平民意識”或“民間情結”？鄧石如原名琰，字石如，自號頑伯、完白山人、完白山民、龍山樵長、鳳水漁長等。以石自比，以頑石自況，一個山野之人的特立獨行，飄然如在眼前。說到鄧石如的為人，與他同時代的人評價甚高。有說“高尚”、有說“高潔”。鄧石如初入都，當時的人都以內閣學士翁方綱為書法的宗師，翁亦驕橫一時，而鄧石如“獨不謁”。不去登門拜訪翁宗師，是不愿結交權貴呢，還是本身就看不起他的書法？我不敢妄猜。但后果卻是在他的意料之中的，盛氣凌人的翁方綱極度貶抑鄧石如的書法，而鄧石如一笑置之，“不與校也”。
作為震古爍今的書法大家，鄧石如是以貨真價實的創新贏得我們尊敬的一個典范。與他同時代的包世臣在《藝舟雙楫》中把他的書法列為“神品”，譽為“四體書皆國朝第一”。書法史上以“我自成我書”自負的“濃墨宰相”劉墉，當時見到鄧石如的字，拍案驚呼道：“千數百年無此作矣！”連眼界很高，學富五車的康有為，貶顏(顏真卿)貶柳(柳公權)，貶晉帖，貶唐碑，而對鄧石如之書不僅高度評價，還把他作為劃時代的一個標志。平心而論，卑唐貶晉，失之公允，而對鄧石如的評價則言之成理。清代篆隸書的革新和碑學的興起，開拓出傳統書法的新生面，這個蓋世功勛是由鄧石如悄悄地在山野之中建立起來的。鄧之篆書結體的靈動，用筆的自然，打破了自李陽冰以來僵化的傳統格局，難怪他這樣自負：“何處讓冰斯(斯指李斯)？”鄧石如在書法理論上也頗多創見。“計白當黑”之論把“筆不到而意到”的道理具體化了。“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透風”，則把虛實對比的藝術理論闡釋得明白如話。
鄧石如為清代碑學書家巨擘，擅長四體書。其篆書初學李斯、李陽冰，后學《禪國山碑》、《三公山碑》、《天發神讖碑》、石鼓文以及彝器款識、漢碑額等。他以隸法作篆，突破了千年來玉筯篆的樊籬，為清代篆書開辟了一個新天地。他的篆書縱橫捭闔，字體微方，接近秦漢瓦當和漢碑額。隸書是從漢碑中出來，結體緊密，貌豐骨勁，大氣磅礴，也使清代隸書面目為之一新。楷書取法六朝碑版，兼取歐陽詢父子體勢，筆法斬釘截鐵，結字緊密，得踔厲風發之勢。行草書主要吸收晉、唐草法，筆法遲澀而飄逸。大字草書氣象開闊，意境蒼茫。總觀其四體書法，以篆書成就最大，楷、行、草次之。鄧石如又是篆刻家，開創皖派中的鄧派。他以小篆入印，強調筆意，風格雄渾古樸、剛健婀娜，書法篆刻相輔相成。鄧石如的印章有著“疏處可以跑馬，密處不使透風”的特色。
時人對鄧石如的書藝評價極高，稱之“四體皆精，國朝第一”，他的書法以篆隸最為出類拔萃，而篆書成就在于小篆。他的小篆以斯、冰為師，結體略長，卻富有創造性地將隸書筆法糅合其中，大膽地用長鋒軟毫，提按起伏，大大豐富了篆書的用筆，特別是晚年的篆書，線條圓澀厚重，雄渾蒼茫，臻于化境，開創了清人篆書的典型，對篆書一藝的發展作出不朽貢獻。隸書則從長期浸淫漢碑的實踐中獲益甚多，能以篆意寫隸，又佐以魏碑的氣力，其風格自然獨樹一幟。楷書并沒有從唐楷入手，而是追本溯源，直接取法魏碑，多用方筆，筆畫使轉蘊涵隸意，結體不以橫輕豎重、左低右高取妍媚的方法而求平正，古茂渾樸，與時俗館閣體格格不入，表現出勇于探索的精神。
就其篆書講，我們用當代的眼光可以概略出三個特點：
一是功利深厚，筆墨精熟，以其臨古碑每每數十上百本，研習三五年，必達到技進于道，沉厚圓潤之境。
二是行筆無筆不屈，行筆中鋒、絞轉并用，出鋒一任自然增加了流動飄逸之感。一些學者認為是采用了羊毫和隸書筆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其要在于鄧石如把小篆寫活了、寫靈動了、筆意寫豐富了；
三是結字承繼李斯、李陽冰，后參以漢碑額，打破用筆中鋒劃一，結字勻等板滯格調，結字以“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透風，常計白以當黑，奇趣乃出”思想為指導，大膽分割、組合筆畫黑白、虛實空間，依據審美需要，一些筆畫夸張放長，一些筆畫凝煉收縮，從而創造出一種古樸雄渾、剛健婀娜令人喜愛的新書風。
鄧石如的隸書是宗法漢名碑的。其用筆沒有后世寫碑的顫抖筆法，而以精致大沉厚之境。如同其寫小篆進行的用筆結字以“計白當黑”進行創變一樣，其隸書也在繼承漢碑特征基礎上進行了一些筆畫和結字的夸張處理，達到了古樸氣厚，寬結而疏放的效果。其與篆書共稱清代神品，實不罔也。
鄧石如楷書包世臣列其妙品上。雖品次較篆隸稍低，且相對而言鄧楷書作品略少，楷書用筆結字偶有生硬處。但其一反唐季書風的籠罩，而以北碑為宗，實開清代碑學真書崇北碑之先河。其價值與影響甚至遠超其篆隸之上。清代碑學大家趙之謙、張裕釗皆其滋乳也。
鄧石如的行草書許多人也給予很高評價，我們認為則是有背事實的。也許是鄧石如沉潛隸書太久，或許是其在其當代一味崇碑的風氣下，其習帖較少，或許是性情使然，總之鄧于行草，我們認為其使不得使轉要領，不如行草正宗晉書飄逸流美帖韻之法門的。我們不必苛求他事事盡善，但我們同樣沒有必要為他做缺憾之諱。向世人揭示一個真實的鄧石如，也許正合完白先生的一貫風范和心愿。
鄧石如在其當代受到社會廣泛的贊譽，但也受到翁方剛等一些人詬病。考察翁方剛的書風，我們知道他是崇尚帖學文人書風的，他自己不僅推崇晉韻文人流美書風，而且尤為崇尚蘇軾的筆精墨妙、具有書卷氣的尚意書法。當鄧石如壯游京師，以篆隸正書為主示人時。翁方剛提出相左的批評觀點也正在情理之中。不是鄧石如沒去前拜山門，只怕前去拜了，也不一定能獲得較好的肯定性批評意見。
由鄧石如書法的創變也影響到其篆刻藝術同開一家新風，影響所及并形成具有歷史標桿性的鄧派或皖派書風。其印風之特點在于“以書入印”，因其篆書的創變也使其印風一掃文人篆刻元明以來趙孟頫勻稱平整之風，而為聚散疏密、婀娜流美、古樸清新之風。其影響所及使后世、吳讓之、徐三庚、趙之謙吳昌碩等蔚然大家。鄧石如印風的開創具有劃時代的影響。其影響之大不小于在書法藝術上的成就，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鄧石如的歷史地位與影響首先在于其藝術成就的取得。第一，是在書法上復興了沉寂近兩千年的篆隸，不僅把古篆隸繼承下來，而且還通過“計白當黑”進行結構創變，使其更加變化多姿、好看好些，讓更多人能夠打破神秘感，而使之宏揚廣大，廣為更多書家書寫、鑒賞、傳播。在其后吳讓之、徐三庚、趙之謙、吳昌碩等都是篆書或隸書大家。只有到二十世紀大量秦漢簡牘的出土才使篆書的書寫揭起又一新的歷史發展時期。
第二，是對清代碑學推崇的北碑的率先實踐創作，使書法創作碑學時代真正揭起。鄧石如的碑學實踐當在阮元之后，而鄧的實踐影響所及，不僅培養了包世臣碑學理論大家的學生，也是清代碑學成“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寫魏體”（康有為《廣藝舟雙楫》）一時風尚。何紹基、張裕釗、康有為諸多碑學大家漸起，其影響所及，至今不衰。而鄧石如于清代碑學實踐確有開創之功。
第三是鄧石如以其獨具新面的篆書入印，又開創出篆刻的新風貌、新天地、新局面。其不僅影響地域印風形成皖派或鄧派，其實其對整個印學史的發展都具有里程碑意義之影響。綜觀印學史，以皖派別出，徽、浙諸派便日漸退出歷史舞臺，此后印壇大家，如趙之謙、吳昌碩、黃牧甫等等，無不被皖派印風所籠罩。而最重要的是鄧石如以其布衣平民一己之力，在篆、隸、楷及印領域逐次融會古法開創出新的格局，則尤具歷史文化意義。在中國書法史上的書法批評中，特別是在宋代以后以人論書風氣的形成境況下，以平民身份和單獨憑書法篆刻實力被推上神品圣壇者，還屬首次。這其中既有明清心血狂禪平民文化的影響作用在，更是其自身刻苦鉆研的結果。鄧石如的成功，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中國封建社會末期，平民文化的勝利。鄧石如的出現和成功正是近現代中國平民民主文化的先聲。
后人評價:
劉墉 陸錫熊 ：“千數百年無此作矣。”
曹文植：“江南高士鄧先生，其四體皆為國朝第一。”
楊沂孫：清代“第一” 包世巨：清代第一
趙之謙：“國朝人書以山人為第一，山人以隸書為第一；山人篆書筆筆從隸書出，其自謂不及少溫當在此，然此正自越少溫，善易者不言易，作詩必是詩，定知非詩人，皆一理。”
沙孟海《近三百年的書學》：“清代書人，公推為卓然大家的，不是東閣學士劉墉，也不是內閣學士翁方綱，偏偏是那位藤杖芒鞋的鄧石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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