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載)〖品讀〗[劉正成新著]書法審美歷程《書法藝術概論》下篇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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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正成新著：
《書法藝術概論》下篇
書法審美歷程(十章)


第四章 魏晉南北朝時期：書法藝術的成熟期與書圣王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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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魏晉南北朝時期：書法藝術的成熟期與書圣王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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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魏晉南北朝時期：書法藝術的成熟期與書圣王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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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魏晉南北朝時期：書法藝術的成熟期與書圣王羲之

四  寫經與寫本：王僧虔與梁武帝書論

1、敦煌文書  

魏晉時代正是儒教禮崩樂壞之時，從東漢末年傳入中國的佛教，經過中土世俗意識的融入后異軍突起，風行南北。北朝的云崗、敦煌、麥積山佛教石窟的宏大足以證明其傳教聲勢。南朝接見過西來圣僧達摩的梁武帝，也和魏文帝一樣甚至定佛教為國教，抄寫佛經用于誦習、傳播和供養，寫經之風盛行。于是產生了一個抄經人即“經生”的龐大職業書法家群體，他們世代相傳，并以手執紙卷、二指執筆、懸空作書的習慣，流行一種字形扁長隸意甚濃“平劃寬結”的“寫經體”書法。西晉元康六年（296）的《諸佛要集經》是其代表。由于受托抄經的供養人不同，其抄經的水平層級也不同。由于北朝多數抄經人無法得到名家字帖學習取法，只能照前輩寫手依樣畫瓢，其寫經書體往往滯后南朝楷書新體，始終呈現隸楷雜揉的現象，成為后世所稱“寫經體”。敦煌藏經洞所出梁《出家人受菩薩戒法券第一》，乃戴蔭桐奉梁武帝敕書于天監十八年(519)，由江南名剎瓦官寺釋惠明奉持。戴蔭桐書史無名，想必是當時的寫經高手，其書隸意甚少而多行書意味，當是受東晉南朝書風影響。所謂“敦煌寫經”，其實尚有不少史籍，以及道教經典、儒學文獻和各種寫本，其中有一隋《文選》抄本，書法極似王羲之《蘭亭序》，足見南北朝晚期文化藝術交流增多的狀況。北魏史籍寫本《晉陽秋殘卷》和寫經《維摩詰經方便品》，用筆圓融秀麗，完全沒有北朝碑刻書中的方折圭角，也足見從銘石書和墨跡的比較中，工匠斧鑿所添加的技術因素，擴大了南帖北碑的形質差異性。

2、王僧虔的神彩形質論  

按熊秉明先生說法，西晉索靖的《草書勢》與崔瑗的《草書勢》一樣均是書體擬于自然之美。南朝宋羊欣的《采古來能書人名》則是文苑傳體裁記載秦漢以來書家人名，與虞和《論書表》一樣，亦是品藻人物式的論書論人文獻。而王僧虔(426-485)的《筆意贊》所提出的形神兼備論十分重要，其文雖短，足與鐘嶸《詩品》、劉勰《文心雕龍》、以及謝赫《畫品》之繪畫六法的美學精神相通的。《筆意贊》云：

書之妙道，神彩為上，形質次之，兼之者方可紹于古人。[6]

這里所說的“神彩”，當然是指人的神彩，即指書法是人的精神本質的表達，而非炫耀筆墨技術。而書之形質，即筆墨結構，是次于人物神采的第二位的東西。明乎此道，二者兼之，乃是論書的重要理論。

3、梁武帝與陶弘景、蕭子云、袁昂論書  

梁武帝蕭衍（464－549）是一位文兼武備的帝王，除了他研習佛學以外，對文學、詩歌、繪畫、弈棋皆有造詣，與他交往的如沈約、謝眺、張僧繇皆文壇藝苑一時才俊，但他在文藝方面對后世影響最深的還是書法。蕭衍經常與當世書家陶弘景、蕭子云、袁昂等論書，並將自己喜歡王羲之、貶斥王獻之的書法主張貫穿在與諸人的論書中。因此，宋人編纂的他的幾篇書法論著如《觀鐘繇書法十二意》、《草書狀》、《古今書人優劣評》等，君臣言論互相混雜不分此唱彼合，不排除帝王喜好而左右臣下的因素。他在《古今書人優劣評》中尊王羲之書為“歷代寶之，永以為訓”，而不喜歡東晉以來比王羲之書名更顯的王獻之，稱其：
   
王獻之書絕眾超群，無人可擬，如河朔少年，悉皆充悅，舉體沓拖而不可耐。[7]

這段文字與袁昂的《古今書評》相同。蕭衍推崇鐘繇，稱其“如云鵠游天，群鴻戲海”，而冷淡與王獻之表現主義精神相近的張芝，稱其“如漢武愛道，憑虛欲仙”，從中可見其好惡。君臣相和的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中對王獻之風行的潮流大加撻閥，稱“元常(鐘繇)老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沉泉夜”。并論曰：

比世皆高尚子敬，字敬、元常繼以齊名，貴斯式略，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8]

他還在《觀鐘繇書法十二意》逕直稱“子敬之不迨逸少”。他說：

又子敬之不迨逸少，猶逸少之不迨元常。學子敬者如畫虎也，學元常者如畫龍也！[9]

蕭衍、陶弘景等君臣齊聲推崇鐘繇、王羲之，貶低張芝、王獻之的書學主張，不僅嚴重遏止了東晉以來表現主義偏激傾向書風的發展，對隋唐以后的獨尊鐘繇、王羲之中和傾向的主流書法審美潮流起到了很大的定調作用。

還值得提到的是庾肩吾(487-551)和他的《書品》。他與其同事鐘嶸著《詩品》一樣，將品藻之法用于品書。《書品》中除了除了將張芝、鐘繇、王羲之列為“上之上”，將王獻之列為“上之中”，與前述蕭衍諸人大同小異外，其用“天然”與“功夫”[10]的標準評論“上之上”三人優劣。所謂“功夫”，即指依靠純邏輯和理性推論的技藝訓練，而“天然”則指向了書法創作主體心理結構的分析，這與佛學的心源求證和心理分析學派的潛意識學說，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這應該是中國中古時期十分重要的文藝理論成果。

〖侯勇品讀〗

書之妙道，神彩為上，形質次之，兼之者方可紹于古人。[6]

這里所說的“神彩”，當然是指人的神彩，即指書法是人的精神本質的表達，而非炫耀筆墨技術。而書之形質，即筆墨結構，是次于人物神采的第二位的東西。明乎此道，二者兼之，乃是論書的重要理論。這句話的重點在非炫耀筆墨技術，如果形質為上，則成為了工藝品，裝飾畫。而離書之妙道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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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魏晉南北朝時期：書法藝術的成熟期與書圣王羲之

注釋：
[1] 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十四《法帖譜系》宋桑世昌《蘭亭考》卷五。
[2] 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十二《永字八法》。
[3] [7] 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佩文齋書畫譜》卷八《梁武帝古今書人優劣評》。
[4] 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晉書》列傳第五十《王羲之》。
[5] 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明唐順之《稗編》卷七十五魏文帝《典論論文》。
[6] 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佩文齋書畫譜》卷五《齊王僧虔筆贊》。
[8] 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法書要錄》卷二《陶隱居又啟》。
[9] 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法書要錄》卷二《梁武帝觀鐘繇書法十二意》。
[10] 參見本書上編第六章第二節引文。


〖侯勇品讀〗


三國兩晉以書體演變成熟為標志，書體完備，進入以審美高度為基礎的理論和創作，進而為中國書法藝術的發展，為中國書法審美史的完善墊定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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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魏晉南北朝時期：書法藝術的成熟期與書圣王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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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隋唐五代時期：書法藝術的高峰期與顏真卿

書法作為國家文化項目發展的高峰期。唐太宗以帝王之尊主導了王義之法則，繼而確立了歐、顏楷法。這個時期的經典書家與經典作品，從技術、技巧層面為書法藝術形式確立了主流法則，并作為文化正統而繁衍于后世。在具有極大文化開放性的這一時期，作為“異端”也產生了張旭、懷素這樣顛狂型創作狀態的書法家。運用比較文藝學的觀點來看，如果說歐陽詢、顏其卿是詩歌中的杜甫的話，那么張旭、懷素則是詩歌中的李白。前者具有“日神”的理性祟尚精神，后者具有“酒神”的非理性浪漫情懷，共同將中國書法藝術推向了無與倫比的歷史高峰。

一  隋代：融合與傳承

隋代(581-618)結束歷時200年的分裂局面，從行政上使南此書風得到融合的機會。隋文帝登基后，首創考試任官的科舉制，并在國子監下首創書學等“六學”系統。他廣收法書名畫，并設立書學博士，招收學生。王羲之書風的傳人之一王褒由南入北，北朝書家風從學之。雖立國30余年，卻書法發展的一個轉折期。

1、智永與《真草千字文》  

智永，會稽人，王羲之七世孫，由陳入隋的僧人。書法繼承王世家法，并加以總結整理，使之法度規范系統，一時書名甚熾，求書者如市。唐何延之《蘭亭記》云：“凡三十年，于閣上臨得《真草千字文》好者八百本，浙東諸寺各施一本，今有存者，猶直錢數萬。” [1]所謂“臨”者，乃梁武帝命周興嗣撰寫、殷鐵石摹寫集王羲之真草二體的字書《千字文》。從傳世藏于日本小川氏和敦煌所出唐蔣善進臨本(殘本)智永《真草千字文》來看，其楷書近于王羲之《樂毅論》，草書近于《十七帖》。張懷瓘《書斷》云：煬帝“嘗謂永師書云：和尚得右軍肉。”[2]隋煬帝的評價得到唐人認可，這種“精熟過人，惜無奇態”[3]的傳承王羲之書法的課本，畢竟是齊梁與初唐的橋梁。從現存的敦煌的許多隋人寫經，結體、用筆均近于智永《真草千字文》的真體，傳世隋人書墨跡本《出師頌》則近于其草體。由于智永這個文字工具書臨本甚多，對王書起到了廣泛傳播的作用。

2、《龍藏寺碑》與《董美人墓志》  

隋代雖短暫，但存世碑刻甚多，碑碣、墓志、造像、刻經中，以楷書為多。去掉了北朝的粗拙，也消除了南朝的浮弱，兼收并蓄，融合南北，代表了隋代書法這種過渡期的特征。康有為(1858-1927)充分肯定了隋碑這種過渡性價值，他在《廣藝舟雙楫-取隋第十一》中稱：

隋碑最承周、齊峻整之緒，外收梁、陳綿麗之風，故簡要清通，匯成一局，淳樸未除，精能不露。譬之拼文之有彥升、休文，詩家之有元暉、蘭成，特薈萃六朝之美，成其風會者也。

隋碑中，《龍藏寺碑》與《董美人墓志》最受后世推崇，其原因不僅在二碑的楷體純正端方，書風精致寬博而剛柔相濟，更在于從其中看到了初唐歐陽詢、虞世南的的身影，並斷定其為歐、虞書法的來源。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五》云：《龍藏寺碑》“字畫遒勁，有歐、虞之體”。[4]康有為更是推崇備至稱為“第一”，他說：“隋碑漸失古意，體多闿爽，絕少虛和高穆之風，一線之延，惟有《龍藏》。……此六朝集成之碑，非獨為隋碑第一也。虞、褚、薛、陸傳具遺法，唐世惟有此耳！”[5]

《董美人墓志》原石于清嘉慶、道光年間（1796－1820）在陜西西安出土，立石比《龍藏寺碑》僅晚十一年，但楷法已成熟了許多。羅振玉對其評價也很高：“楷法至隋唐乃大備，近世流傳隋刻至《董美人》、《尉氏女》、《張貴男》三志石，尤稱絕詣。”[6]如果說《龍藏寺碑》“有歐、虞之體”的話，那么，《董美人墓志》則更近唐人法度。如清汪鋆《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云：《董美人墓志》“字跡端妍含古意，與歐、虞伯仲”。[7]當然，歐陽詢、虞世南原本也是隋人，他們的法式與隋碑相近完全合乎情理之中。歐、虞繼承隋人精神，創變而成唐楷，也符合歷史發展的邏輯。

〖侯勇品讀〗

開題點法。崇的是唐太宗以帝王之尊主導了王義之法則，繼而確立了歐、顏楷法。這個時期的經典書家與經典作品，從技術、技巧層面為書法藝術形式確立了主流法則，并作為文化正統而繁衍于后世。

唐何延之《蘭亭記》云：“凡三十年，于閣上臨得《真草千字文》好者八百本，浙東諸寺各施一本，今有存者，猶直錢數萬。”這句可以看出，唐代收藏之風已盛起，而且“猶直錢數萬”。可見上行下效，對書法的尊崇這風。

還有一個知識點，隋代開科取仕。設書學博士，招收學生。可否也是盛唐書法中興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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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隋唐五代時期：書法藝術的高峰期與顏真卿

二  唐太宗獨尊王羲之、歐陽詢與褚遂良  

唐代書法步入中國書法發展史的高峰，除了其內在規律作為基礎外，唐太宗李世民(599-649)起了三個重要促進作用：一、科舉制度以書取士；二、教育制度設立弘文館；三、推重書法人才。正是他從科舉、教育和人才倚重這三項最重要的國家制度選擇上，為書法藝術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優越條件。

1、以書取士：歐陽詢和虞世南  

唐代宗本人酷愛書法，競收天下王羲之遺跡真、行、草書二千二百余紙，不遺余地地推崇王羲之書法。還以帝王之尊親自撰寫《晉書•王羲之傳贊》，批評鐘繇“古而不今”，“長而逾制”，不滿王獻之“疏瘦”、“拘束”的字勢，以及蕭子云“無丈夫氣”，而極力贊賞王羲之“煙霏霧結”、“鳳翥龍蟠”，“盡善盡美”，天下一人。唐代科舉設六科，其中就有“明書”科，考試內容主要是文字學和雜體書法。《新唐書•選舉志》記載：“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 [8]書法家歐陽詢、虞世南就是王羲之“以書取士”的寵臣,其中當然也包含了唐太宗“變古制今”的國家文化戰略。

歐陽詢（557一641年）在隋時就以善書揚名，在初唐影響更大，甚至遠播國外。貞觀初，他已年屆70，受唐太宗重視，奉敕與虞世南同于弘文館教習楷法。他的《化度寺碑》字小，結字、用笑頗近于王羲之《黃庭經》，但其一年以后的《九成宮醴泉銘》則是其“歐體”代表作。點畫精致準確定型，尤其結字布局險勁，中宮收縮，外展逶迤，疏密聚散對比強烈，卻具有超級隱定感。清梁巘《評書帖》稱：

人不能到而我到之，其力險；人不敢放而我放之，其筆險。歐書凡險筆必力破余地，而又通體嚴重，安頓照應，不偏不支，故其險也勁而穩。[9]

中國漢字數萬單字，最難在結構各異，其視覺造型的魅力亦在此，而又施以筆法，得其“險勁”，尤難。縱觀古往今來書法，其結字準確無誤而得“險勁”之美者，歐陽詢堪稱冠絕。歐陽詢來源于王羲之，而實際胎息于匯聚南北書風的隋碑，并集其大成，其《九成宮醴泉銘》也成為具有館閣體書法傾向的楷書典則。歐陽詢還主編《藝文類聚》，足見斯人文才。

虞世南(558-638)小歐陽詢一歲，浙江人，師從同鄉智永，學王羲之書，“妙得其體”，深得二王法度，隋大業初授秘書郎。入唐，引為秦府參軍，弘文館學士。他出名晚于歐陽詢,但很與歐齊名,甚至過之。原因是唐太宗學王未成，后通過虞世南學習二王有成, 深受唐太宗器重。后來書壇總將二人做比較,判其優劣。張懷瓘在《書斷》做了一個很好的比較：

歐之與虞，可謂智均力敵，亦猶韓盧之追東郭（夋兔）也。論其成體，則虞所不逮。歐若猛將深入，時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選，罕有失辭。虞則內含剛柔，歐則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為優。[10]

所謂“成體”，應指歐陽詢所建立的獨立的楷體規范性；所謂“君子藏器”，即是唐太宗與梁武帝共同的審美頃向，喜歡王羲之更具“中和”的士大夫氣，而不喜歡王獻之的張揚之風，故偏愛更少個性化而“內含剛柔”的虞世南。這從虞世南最重要的作品《孔子廟堂碑》可以看出，結字不似歐陽詢的方勁險峻，而以圓轉為主，變化于微妙之間；用筆溫潤簡潔，總有含蓄流美意趣。

以致虞世南死后，唐太宗痛哭不止，宣稱：“虞世南于我，猶一體也！” [11]

初唐繼承歐陽詢的書法家甚多，但首推其子歐陽通，可以說是歐陽詢的“克隆”，其代表作乃《道因法師碑》。虞世南影響亦及于一代，但可以入史者乃其外甥陸柬之，代表作有《文賦》。

2、弘文館與褚遂良  

唐建國后，繼續隋制，在國子監下設立書學。貞觀元年（627），又在門下省置弘文館，選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姚思廉等以本官兼學士，年輕的褚遂良（596—658）以太子舍人兼充為館主，檢校館務。弘文館學士在館中講學，議事、并傳授書法。并于當年敕令在京五品官以上子，有性愛書學及有書性者，聽于弘文館中學書，從書法內出仕。從科舉制度和教育制度的雙重保證下，書法一時成了顯學。貞觀十二年（638），虞世南卒，太宗嘆虞世南后，無人可以論書，丞相魏征便推舉了褚遂良，稱他下筆遒勁，得王羲之體。太宗命為侍書，從此獲得重用。最后褚遂良位至中書令，太宗臨終時受命為輔佐高宗的顧命大臣。

褚遂良初學史陵，后受父親之友歐陽詢影響，又再學虞世南。當世皆稱二王，但實際上大家仍被籠罩在齊周銘石書風的隋碑氛圍中。張懷《書斷》稱其“少則服膺虞監，長則祖述右軍”。所謂“視述右軍”，其實就是北朝銘石書風的“造反”者，他用南朝翰札書風，改造了頗具北朝銘石書風的歐體楷書，破除了近于雕版化的歐、虞隋碑楷法，創造了一種生動、自然、富有工王行書意趣的唐楷。貞觀中所書《孟法師碑》尚略有歐、虞遺意，其晚年《雁塔圣教序》則自樹高標，創為代表作。孫過庭在《書譜》中云“草不兼真，殆于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札”，其實就是褚遂良“變古制今”的新法總結。朱關田在《中國書法全集•褚遂良》之評傳中以劉熙載語撰題為《一代教化主褚遂良》稱：“初唐三家，真正開啟李唐楷書之門戶者，實褚氏一人。”這是對初唐書法斷代特征的精辟分析。

褚遂良書法影響及于有唐一代，如薛曜薛稷兄弟、徐浩、顏真卿、柳公權等，但在初唐至盛唐之間的武則天（624—705）時代則首推薛稷，其代表作《信行禪師碑》雖更為纖瘦，仍是最得褚氏體法者。因之，不少史家所謂“初唐四家”者，將薛與歐、虞、褚并置，亦可見其影響力。


“初唐三家，真正開啟李唐楷書之門戶者，實褚氏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