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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正成新著:
《書法藝術概論》下篇
書法審美歷程(十章)
第九章 清乾、嘉朝至民初時期:碑派書風與康有為
六、清代的碑學理論與《廣藝舟雙楫》
1、阮元《北碑南帖論》:乾、嘉金石學
阮元(1764-1849) 是金石學家,有《山左金石志》、《兩浙金石志》等著作。他對書法頗有興趣,他首先從評價書法史的角度發(fā)表《南北書派論》一文,以地域性來闡述書法風格分類。這一點,應該與董其昌的《畫旨》從禪宗理論而來的畫分南北宗論有關。繼而又有《北碑南帖論》一文。阮元引用大量碑版資料和正史記述,提出南北朝以來書法一直存在南、北兩派的看法。他認為南北兩派俱發(fā)源于鐘繇、衛(wèi)瓘。這種溯源,符合書法成為自覺的文人藝術的發(fā)生學原理。繼而以王羲之為南宗,以索靖及崔、盧等北朝大族傳習為北宗。他說:“南派乃江左風流,疏放妍妙,長于啟牘。”“北派則是中原古法,拘謹拙陋,長于碑榜。”他認為,由于唐太宗獨善王羲之書,故北派式微,其實歐、褚、顏、李邕等均屬北派。加之《淳化閣帖》流行,才使北派碑版之書無人臨習。他提出要重振北派書風,并說這是他撰寫“二論”的目的。曰:
所望穎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歐、褚之舊規(guī),尋魏、齊之墜業(yè),庶幾漢、魏古法不為俗書所掩,不亦袆歟?[22]
阮元出仕乾、嘉、道三朝,享年八十六歲,歷官半天下,又乗其金石學風糜學界,其二論在朝野產生極大影響,遂成清朝碑學的濫觴,在書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
前此,顧炎武有《金石文字記》,朱彝尊有《曝書亭金石文字跋尾》,黃宗羲有《金石要例》,為清代金石學先聲。在乾隆時期,由戴震、章學誠等校定重刊了《說文解字》,后又由段玉裁進一步撰成《說文解字注》,倡導了文字學。其后,學界領袖錢大昕撰《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畢沅編纂《關中金石記》和《中州金石記》,翁方綱編著了《粵東金石略》,均開了啟了一代新風。嘉慶時,孫星衍、邢澍著《寰宇訪碑錄》,王昶撰《金石萃編》。在搜訪金石碑版的書法家中,除了翁方綱外,最活躍的還有在山東訪碑于武梁祠的黃易,后又有《嵩洛訪碑日記》等。這些碑學著作和阮元的二論,從學術上直接導引和助長了鄧石如、伊秉綬等為首的乾、嘉碑學書風興起。
2、包世臣:《藝舟雙楫》與碑學完善
包世臣(1775-1855)基于鄧石如的創(chuàng)作實踐和他對北碑的大量考察,著《藝舟雙楫》一書,繼阮元的二論,詳細論證了北朝書法的淵源來歷,列舉了一系列北碑名品,從中歸納出北朝碑劉書法的技法規(guī)律和風格特點。包世臣論書首重執(zhí)筆,他所提出的“五指齊力”、“筆毫平鋪”、“用逆用曲”、“中實氣滿”的創(chuàng)作技法論,突破了帖學的既有陳說。他說:
北朝人書,落筆峻而結體莊和,行墨澀而取勢排宕。萬毫齊力故能峻;五指齊力故能澀。[23]
這從形式技法特征為碑派書法確定了創(chuàng)作與審美的規(guī)定性。包世臣的《藝術雙楫》前問卷論文,后二卷論書,故以“文”和“書”為“雙楫”。論書中包括《述書》三章講技法,《歷下筆談》乃品書論,其后散論有《國朝書品》以“神、妙、能、逸、佳”五品羅列品評清朝道光前書家,《答熙載九問》、《答三子問》、《自跋草書答十二問》、《與吳熙載書》、《記兩筆工語》、《記兩捧師語》討論涉及書法創(chuàng)作、審美、以及工具等諸形式美學問題,從而成為較為完整的碑學理論。熊秉明認為:包世臣論書重形質,把技巧放在創(chuàng)作意用、作者人品之上,故有唯技巧論傾向。[24]
這一時期從事碑學理論研究和金石碑刻鑒藏的還有張廷濟、梁章鉅、吳榮光、錢泳、姚配中等,他們的活動與著述對于充實、完善碑學理論起到重要作用。張廷濟有《金石文字》、《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等金石考據(jù)之書。梁章鉅有《退庵隨筆-學字》也是張揚碑學之論。吳榮光有《筠清館金文》、《筠請館金石文字目》等,促進了金石收藏活動。錢泳有《履園叢話-書學》,與阮元的主張如出一轍。姚配中撰《書學拾遺》、《立書法說》等文,闡發(fā)包世臣的碑學理論,其中“絞轉、翻轉”之說,成為碑派書法技法論的重要范疇。
3、劉熙載:《藝概》的書法審美論
劉熙載(1813-1881)生活于碑學盛行之際,他是近古時代最為重要的書法美學家。他于同治十二年(1873)撰成《藝概》六卷,分《文概》、《詩概》、《賦概》、《詞曲概》、《書概》、《經(jīng)義概》。各“概”中又包括:探溯歷史源流、分析各家作品,闡述藝術表現(xiàn)形式和寫作的特點內容,其中《書概》尤為精彩。劉熙載曾問學于包世臣,《書概》持論雖基于碑學思想,并不偏執(zhí)一隅,更具有美學理論價值。將其書論檢點歸納如下:
一、書如其人論:藝術作品是人的本質的外化。他說:“書,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 “詩品出于人品”、“論詞莫先于品”、“賦尚才不知尚品”。論書和他論詩、論詞、論賦皆重人品是一致的:
二、南北書派論:書法風格的分野。“北書以骨勝,南書以韻勝。”“書要有金石氣,有書卷氣,有天風海濤、高山深林之氣。”用“金石氣”和“書卷氣”兩個審美范疇,非常生動、準確地界定了碑、帖書法風格的分野。
三、草書意法論:界定、分析“意”與“法”分屬內容與形式的兩個審美范疇在不同書體創(chuàng)作中的辯證關系,并強調“筆意”在草書創(chuàng)作中的重要性。“他書法多于意,草書意多于法。故不善言草者,意法相害;善言草者,意法相成。”“草書之筆畫,要無一可移入他書,而他書之筆意,草書卻要無所不悟。”
四、丑書論:書法藝術個性化原則。 “怪石以丒為美,丒到極處,便是美到極處。一‘丒’字中丘壑末易盡言。”“學書者有二觀:曰觀物,曰觀我。觀物以類情,觀我以通德。” 劉熙載還作過一首書訣:“古人之書不學可,但要書中有個我;我之本色若不高,脫盡凡胎方正果。不惟書也。”美是宇宙本質反映于我們知覺的諸多關系,包括丑。讓“物”與“我”相結合,反映個性化特質中的“丑”,即是美。熊秉明認為:“‘丒到極處’就是羅丹所說的個性達到最充分的表現(xiàn)。”[25]丑書論擴大了書法審美視野,為碑派書法創(chuàng)作追求與晉唐書法不同的審美模式做了很好辯護。
4、康有為:《廣藝舟雙楫》的碑學總論
康有為以“廣”字秉承包世臣《藝舟雙楫》所奠基的碑學理論,從而擴大、豐富并系統(tǒng)化。《廣藝舟雙楫》是清代碑學理論的總結和高峰。康有為是受廖平影響的今文經(jīng)學思想家,他強調“變者,天也”,以“六經(jīng)注我”的學術態(tài)度,以書法的微言大義來表達求新求變的思想。在這一點上,與他同一時期的《新學偽經(jīng)考》、《孔子改制考》的社會政治學術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廣藝舟雙楫》全書六卷二十章。卷一,碑學原理與范本選擇;卷二、卷三,書體源流與審美變遷;卷四,魏碑鑒賞;卷五、卷六,技法與創(chuàng)作經(jīng)驗。它的書法審美思想要點:
一、帖學、碑學說:這是清代書法史上第一次以“學”界定學術
研究系統(tǒng)的分野。《尊碑》云:“晉人之書流傳曰帖,其真跡至明猶有存者,故宋、元、明之為帖學宜也”;“碑學之興,乗帖學之壞,亦因金石之大盛也”。從此便有“碑學”、“帖學”之說行于學界。
二、獨尊魏碑:對書法史的美學價值選擇。他基于“本漢、傳衛(wèi)、
寶南、備魏、取隋、卑唐”的書法發(fā)展觀,提出“北魏莫盛于魏,莫備于魏”而獨尊魏碑的審美選擇。這是對乾、嘉以來金石學泛求周、秦、漢、魏的書體無序狀態(tài)進行規(guī)整,他在《卑唐》中形容唐人“專講結構,幾若算子,截鶴續(xù)鳧,整齊過甚。歐、虞、褚、薛,筆法雖未盡亡,然澆淳散樸,古意已漓,而顏、柳迭奏,澌滅盡矣!”然后用 “魏碑十美”的楷書審美規(guī)范,否定唐楷經(jīng)典審美規(guī)范。
三、方筆、圓筆說:以點畫特征而分體的技法論。康有為不同
意阮元的“北碑南帖論”。他說:“故書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文達之為是論,蓋見南碑猶少,未能究其源流,故妄以碑帖為界,強分南北。”[26]怎么分派呢?他以魏碑為例,分出“方筆”、“圓筆”之異,而以“體”為派。《余論》曰:
“《龍門造像》自為一體,意象相近,皆雄峻偉茂,極意發(fā)宕,方筆之極軌也,中惟《法生》用圓筆耳。”[27] “魏碑大種有三:一曰《龍門造像》,一曰《云峰石刻》,一曰岡山、尖山、鐵山摩崖,皆數(shù)十種同一體也。《龍門》為方筆之極軌,《云峰》為圓筆之極軌,二種爭盟,可謂盛極。《四山摩崖》通隸楷,備方圓,高渾簡穆,為擘窠之極軌也。” [28]用側鋒“方筆”、中鋒“圓筆”、中側并用“備方圓”三種點畫形態(tài)作區(qū)分,確實抓住了用筆技法的核心。在《尊碑》中并以“筆法舒長刻入,雄奇角出”來概括方筆的形態(tài)特征。這較之包世臣《藝舟雙楫》的筆法論更為精準切實。
四、工夫為上:重形質的創(chuàng)作論。《碑品》在列舉魏碑神、妙、高、精、逸、能諸品之前,確定了創(chuàng)作選擇。云:“夫書道有天然,有工夫,二者兼美,斯為冠冕。自余偏至,亦足稱賢。必如張懷瓘,先其天性,后其習學,是使人惰學也,何勸之為?必軒舉之工夫為上,雄森和美,各自擅長。古人論書,皆尚險勁,二者比較,健者居先。古尚質厚,今重文華,文質彬燐,乃為粹美,孔從先進,今取古質。” [29]他批評了唐人張懷瓘的“神采為上”論,將“健”和“古質”即“形質”確定為創(chuàng)作追求的取向,並認為只有通過“工夫”去獲取“形質”。這既是創(chuàng)作方法論,也是碑派書法“尚質”的審美原則。這也是他在《體變》中比喻董其昌 “俊骨逸韻”“局促如轅下駒,蹇怯如三日新婦”,極力貶斥帖學重神采、輕形質的原因。
在晚清的金石碑刻的鑒藏和研究中頗建樹的人物還有葉昌熾、吳云、陳介祺、嚴可均、陸增祥、潘祖蔭、吳大澂、繆荃孫、王懿榮、孫詒讓、劉鶚、端方、方若等。這些研究都為碑學理論提供了深廣的資料學基礎。
〖侯勇品讀〗
阮元《北碑南帖論》提出要重振北派書風,并說這是他撰寫“二論”的目的,“所望穎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歐、褚之舊規(guī),尋魏、齊之墜業(yè),庶幾漢、魏古法不為俗書所掩,不亦袆歟”
包世臣《藝舟雙楫》萬毫齊力故能峻;五指齊力故能澀。
劉熙載《藝概》物我結合,人品書品論,書卷氣、金石氣。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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