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話題

別部司馬

                                沈曾植
       (1850-1922) 字子培，別字乙庵，晚號寐叟，初別號小長蘆社人，晚稱巽齋老人、東軒居士，又自號遜齋居士、癯禪、寐翁、姚埭老民、乙龕、余齋、 軒、持卿、乙 、李鄉農、城西睡庵老人、乙僧、乙穸、睡翁、東軒支離叟等。嘉興人。清光緒六年(1880)進士。任刑部貴州司主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外調任江西廣信知府、安徽提學使。曾赴日本考察教育制度。這期間他主張變法，支持維新活動。沈曾植于光緒三十四年二月署理安徽布政使，并護理巡撫，宣統二年(1910)病歸。辛亥革命后，僑寓上海。民國3年(1914)春，浙江設立通志局續修《浙江通志》，聘其任總纂。未幾，局裁，編修中輟。此后，在上海等地與康有為等一批清朝遺老密切往還，參與博儀復辟活動。6年7月張勛復辟，沈曾植曾赴北京參加，任"學部尚書"。張勛復辟失敗后，閑居上海，從事學術研究。其寓所海日樓中常有中外學者名流前往質疑問學，被尊為中國大儒。11年11月卒于上海。康有為談藝論學，對沈曾植極為欽服。王國維自4年春在上海結識沈曾植后，經常同他切磋學問，在學術研究上得到很大幫助。沈曾植治學嚴謹博大，綜覽百家。后專治遼、金、元三史，于邊疆歷史地理及中外交通史事，開辟前人未窺的新領域。清末任刑部貴州司主事18年，潛心研究古今律令，亦有獨到成就。王國維稱贊他的成就足可與清代著名學者顧亭林等人相儔；其成就的深度超過龔自珍、魏源；其精處勝過戴震、錢大聽；稱他為"學術所寄"、"邦家之光"。生平著述繁富，有《漢律輯補》、《晉書刑法志》、《蒙古源流箋注》、《元經世大典箋注》、《西北輿地考》、《海日樓詩集》、《曼陀羅囈詞》等。他工詩詞擅長書法。其詩宗孟郊，而所作潔凈精妙，又近于陸游。書法取法鐘繇、索靖，晚年吸取黃道周、倪元璐的精華，參以爨寶子碑法，變態多姿，奇取橫出，翻覆盤旋，如游龍舞鳳，卓然成一代大師。沈曾植晚年在政治上趨于保守，在學術上藝術上卻富于創新，對后人影響頗深。沈曾植故居在嘉興城內姚家域，建筑至今保存完好。其墓在今嘉興郊區馬橋鄉( )( )村，為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其子沈慈護，媳勞善文(上海市文史館館員)于50年代將嘉興住宅捐獻給政府，把其父所遺文物分別獻給浙江省和嘉興文物管理部門。沈曾植弟沈曾桐，字子封，清末翰林，曾官廣東學政等職。亦有文名。

xingzl

我喜歡最下面一副，有一種獨特之美。老辣離披。三百年第一云云，不敢茍同。

別部司馬

http://www.chinaportraitstones.com/non-cgi/usr/22/22_10_2.jpg

瀾亭雨舟

2

瀾亭雨舟

1

別部司馬

                      沈寐叟先師書法論提要
                            王蘧常
　　沈寐叟先師，諱曾植，字子培，號乙盦，晚號寐叟。浙江嘉興人(一八五O——一九二 二)。清同治二年順天鄉試舉人、光緒六年進士。以主事分刑部，擢員外、郎中，凡十八年， 讞獄平恕。尋兼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時 俄窺我東北、而日本亦自奮東陲，與俄相軋，先師請自借英款，創辦東三省鐵路，不果行。又力駁俄黑龍江漁業航務，俄為氣沮。母憂歸，兩湖總督張之洞聘主兩湖書院。拳釁起，外侮亟，先師與盛宣懷等，密籌互保長江之策，力疾奔走強臣間，而李鴻章實主其成，所謂畫保東南約也。服闋，調外務部。出授江西廣信府知府，歷任南昌府知府、督糧道、鹽法道。擢安徽提學使，赴日本考驗學制，契國穗積博士之說，始有意冶新舊于一壚矣。二十二年，署布政使，尋護巡撫。先師治皖五年，尚禮治、 政無巨細，皆以身先，故事舉而財不傷。后忤權貴，乃浩然有歸志。與人書云：“驕泰以為豪、困窮而彌侈，牛飲漏舟，孰知其屆?某求 去不得，羸病日增，局促轅駒，徘徊怪鳥，求退之難。甚于求進，余不能忍而終古已。”宣統二年，乞退。鼎辛亥革命后，聘問不絕，先師不應。以壬戌冬薨于上海，年七十有三。時愛新覺羅氏小朝廷尚予謚文誠云。《清史稿》有傳，然論學不多。余五十年前。曾為先師作《學案小識》，文繁不能備述，茲約舉其后輩論學之辭而不肖有所見亦竊附焉。
　　(一)太倉唐蔚芝師文治，從先師最早，其論日：“先生于學無所不精，囊采六經，出入百家諸子，貫天人之奧，會中西之通。嘗語余為學之道，貴乎知類通達，開物成務，若拘虛一隅，何為者?今所傳先生之作，一鱗一爪耳，而論者多以乾、嘉諸老擬先生，其測先生者淺矣。”
　　(二)海寧王靜安國維論其為學次第及方法云：“先生少年固已盡通國初(案謂清初。)及乾嘉諸家之說，中年治遼金元史，治四裔地理，又為道咸以降諸家之學，然一秉先正家法，無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治之利病，必窮其源委，似國初諸老；其視經史為獨立之學，而益探其奧窔，拓其區宇，不讓乾、嘉諸先生；至于綜攬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經史之法治之，則又為自來學者所未及。若夫緬想在昔，達觀時變，有先知之哲，有不可解之情，知天而不任天，遺世而不忘世，如古圣哲之所感者，則僅以其一二見于詩歌，發為口說，言之不能以詳，世所得而窺見者，其為學之方法而已。夫學問之品類不同，而其方法則一，國初諸老，用以治經世之學，乾嘉諸老，用以治經史之學，先生復廣之以治一切諸學，趣博而旨約、識高而議平。學者得其片言，具其一體，猶足以名一家，立一說，其所以繼承前哲者以 此，其所以開創來學者亦如此，使后之學術變 而不失其正鵠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
　　蘧常謹案，先生實早承其大父小湖侍郎維 矯歸命于宋五子(見其門人曾國藩所作墓志銘)之教，故其為學，其初以義理輔實用，即由實用返自然。蓋歷三變，而每變益進：壯歲由理學轉而治考據，此一變也；及服官政，又由考據轉而求困世，此又一變也；晚年潛心儒玄道釋之學、以求郅治之極、此又一變也。余事于岐黃、歷算、音律、目錄、金石、書藝等，亦無不淖極理致，惟不談陰陽五行耳。書藝晚名益高。先師門人金甸丞蓉鏡嘗論之曰：“先生書蚤精帖學，得筆于包安吳，壯嗜張廉卿，嘗欲著文以明其書法之源流正變，及得力之由。其后由帖入碑，融南北書流為一冶，錯綜變化，以發其胸中之奇，幾忘紙筆，心行而已。論者 謂三百年來，殆難與輩。”竊謂先師之治書學，上自甲骨、鐘鼎、竹簡、陶器等，凡有文字者，無不肆習，余嘗見其齋中所積元書紙高可隱 身，皆此類也。(然案頭所置僅《淳化秘閣》、《急就章》、《校官》等數貼、《鄭羲》、《張猛龍》、《敬顯？》)數碑而已。)此即其一貫為學之道，唐 蔚師所傳“知類通達，開物成務，拘虛一隅何為者”之意也，亦即王靜安所謂“趣博而旨約，識高而議平”之說也。余愧不能通其大，只能識其小，作此篇。昔趙之固有《書法論》、余集師說，名之曰《書法論提要》。于碑帖名稱偶加注釋，為青少年說法。

別部司馬

[這個貼子最后由別部司馬在 2003/05/08 01:17pm 第 1 次編輯]

                       世　界　原　未　有　斯　人
         
                          —— 沈曾植與學術史的遺忘　　　　　　　　　　　　　　　　　　　　　　　　　　　      葛兆光
　　
    記不得是哪一年，耐著性子讀王國維，竟也漸漸讀出些意思，但讀到《沈乙？七十壽序》，卻有些不明白，王國維說沈曾植兼有清初諸 老社會關懷、乾嘉學人經史考據、道咸以來民族地理之學，而見“綜百家，旁及兩氏，一以治經之法治之，則又為自來學者所未及”，隱隱有以沈氏為清末民初學界第一人之意，于是急忙取來學術史著作翻卻渺無形跡，心里就有了一個疑問，為何被王國維球澇天人的沈氏，黨“ 在后世并不曾享其應享之名?近來，又讀日本吉川幸次郎所編《東洋學的創始者們》，其中記載七十年代一次追憶先哲的座談會上，不少親受，內藤湖南教誨的學者都提到，被奉為日本近代漢學開創者的內藤對沈曾植極為敬重，神田喜一郎就回憶，內藤曾對他說，到中國務必要見沈氏，因為他是“通達中國所有學問的有見識的偉大人物”。
　　生前盛譽，身后寂寞，“驀地黑風吹海去，世間原未有斯人”，一 九一八年心情十分憂郁的沈曾植寫下的《自壽詩》之三里，：半是曠達半 是傷感的這兩句仿佛是讖語，預言了他的學術史命運。看上去，學術史似乎很無情，也似乎不那么公正，不過，讀沈曾植《海日樓詩集》和《曼陀羅寱詞》，又隱隱體會出學術史也有幾分“難與君說”的委曲，說來，也許這不干學術史的事，倒是思想史闌入學術史的結果。
　　晚清時事既變，學術不能不變，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之學漸漸變成了文、史、哲三分滅下，過去反身內省的道德功夫、記憶背誦的人 文知識和體驗揣摩的經驗系統漸漸被稱作“科學”的東西所取代。在這新舊學術的轉型期內，有兩種很能反映新變的學問，一個是邊地民族歷火與地理為特色的史學，—個是以早期佛教歷史考據和唯識法相思 想研究為中心的佛學。前者打破了中國典籍中心的舊史學體系，引入了國外的記述資料，不僅有了比較，而且需要實測。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在說到晚清“地理學之趨向一變，其重心蓋由古而趨今，由內而趨外”時， 已經說到了“域外地理學之興，由晚明西士東來，始知‘九州之外復有九州。’”這種歷史意識開放的現象，但沒有說到這種歷史與地理的研究與“實測”的科學彼此接軌的意義；他雖然一一列舉了祁 韻士、徐松、龔自珍、魏源乃至同光時代的丁謙，但沒有來得及說到沈曾植就匆匆結束。后者既改變了傳統佛史的宗派主義與信仰主義做法，也扭轉了以“修心”體驗為特色的文人佛學傳統和以“禮懺”為特色的民眾佛教傳統，將佛學與科學哲學聯系起來，在佛教歷史研究和佛學義理闡釋上都出現了現代意味的轉化，梁啟超《消代學術概論》從楊文會說到了譚嗣同、章太炎，也說到了“哲學的研究”與“宗教的信仰”這兩派，“哲學的研究”這一派中他也看到了佛學與西洋哲學理解之間的關系，但是他似乎沒有注意到晚清人在佛學中建立科學理解系統和從佛教中尋找社會改革藥方的思想意圖，也沒有注意到佛學研究中的文獻學、歷史學、語言學轉向，所以也沒有得及看清沈曾植在這—晚清學術“伏流”個作為現代轉型期代表的意義。
　　其實，沈氏在當時學術界的聲望顯然是第一流的。他通語學，精律學，治西北輿地，著有《元秘史箋注》十五卷、《蒙古源流箋注》八卷，在當時都是領先的，后來大名鼎鼎的王國維、伯希和都曾登門求救。有一個很像傳說中李白草詔嚇蠻的故事很能說明他的學問精湛，在他還在京師當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時，俄羅斯使臣喀西尼將俄人拉特祿夫《蒙古圖志》里所載的《唐闕特勤碑》、《突厥伽可汗碑》、《九姓回鶻受 里登羅汩沒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送到總理衙門，這似乎有些故 意考校中國人學問的意思，于是，沈曾植就寫了三篇精彩的考證性跋語，使得俄國人大為佩服，“譯以行世，西人書中屢引其說，所謂總理衙門書者也”，俄國人前踞后恭的態度變化證明沈氏當時的確為中國學人爭了一口氣。對當時人來說，他更著名的是精通佛學，王遽常《沈寐叟先生年譜》說：“公梵學最深，始業當在四十前后”，并舉他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在鄂州所作的《跋壇經》為證，但從他《月愛老人客話》卷首的一首詩(少為科舉學)看來，似乎他研究佛學或愛好佛教要更早一些，當然，時間的早晚并不重要，應當注意的是他對佛學研究的興趣與方法都很現代，在他的《海日樓札叢》中可以看出，他很關心早期佛教史，這是中因佛學研究從傳統向現代轉型過程中逐漸成為熱點的領域，他與過去把佛經所說一古腦兒全盤照收下來的傳統佛教研究者不同，關于《吠陀》與佛陀思想的關系已經參照了歐洲印度學的成果，討論佛陀時代的朋黨則依據《根本薩婆多部律攝》指出“大眾、上座之分”的起源，考辯十八部分離始末則比較了《舍利弗問經》與《宗輪論》的不同，論證上座、大眾兩部的分裂則從經論中梳理出三種不同說法，對大眾部所依經典、大眾部的大乘思想、馬鳴與婆須密迦旃延子的關系也有全然不同于傳統佛教的論述；還可以舉出的是在作為中國佛教研究最具有典型性的中國禪宗史的研究上，他應該是現代研究思路的前驅，胡適當年給早期禪門的命名“楞伽宗”沈曾植早已提到，后代所謂北宗禪史料的“發現”即《法如砷》沈曾植也早已發現，胡適自信為禪宗史上最重要人物的神會的意義沈曾植也早已指出，保唐宣什在禪宗史 上的存在、曹洞宗與唯識學的思想關系，也是沈曾植的最先發明；至于今人研究。戶頗有創獲的巾商林愈、李奴談與密宗勉畫之彤M向、晚廟詩論以“勢”字論詩語蓋比自佛教等等，沈曾值也在《海日樓札叢》的卷七、卷五中已經早早點出，僅僅讀他的這些札記，就讓人不得不佩服他的識見。
　　一九一二年，蟄居不出的沈曾植隱于海日樓中讀書，身邊只有幾個學生環侍，這時，一個俄國哲學家卡伊薩林經辜鴻銘介紹來見沈曾植，見而后他大為感嘆，寫下一篇《中國大儒沈子培》，稱他是“中國文化之典型”、“中國之完人”，可是，這時的中國學術界給沈曾植留下的空間已經很狹窄了，除了一九一五年王國維來請教音韻、一九一六年伯希和來討論契丹、蒙古、畏兀兒文和摩尼、婆羅門教源流，他的學問似乎沒有多少用武之地，只是他那些艱奧深沉的詩歌使他在當時的中國留下詩人的盛譽，他盡管滿腹經綸，卻因為他一肚皮的不合時宜，被學術史漸漸遺忘，除了王國維、陳寅恪等與他多少有些相仿的人時不時提起他之外，這遺忘，半是無意，斗是有意。
　　沈曾植的確是不合時宜的人，不過他并不是不知世事的人。舉例來說，公羊學成了當時變革依據，于是有人就對公羊學諱莫如深，而他稱這種態度是“因噎而廢食”；戊戌變法失敗后，有人對新政的后果憂心仲仲，而他在一九○一年與張之洞書中所提四條建議中仍有“奉行 新政”；新思想與舊思想在當時爭論激烈，夷夏之爭更使這一爭論帶有民族主義色彩，而他在一九○六年訪日時仍能對穗積博士的學說和伊藤博文的憲法理論表示理解，并稱贊這是“冶新舊思想于一爐”。無論如何，說他是一個抱殘守缺的人似乎并不合適，“道情拯溺平生意，豈問迂儒抱一經”；戊戌變法失敗和強學會遭禁后，他真的是很傷心的，“世界歸依報，衣冠及禍門”，從他的那幾首詩作里可以看出他的沮喪、憤懣、悲傷和嘆息。
　　不過，他又確實與時宜不合。本來，辛亥革命時他并不是很震驚，也許他根本沒有意識到一個時代從此結束，也許他對于清代中興本來就沒有寄予太大的希望。但是，當新的時代并不那么使他心情愉快的時候，那個剛剛逝去的王朝就在他的心里成了一種批評現實的依據，成了時時追憶的象征。追憶本是一種悼念，但當追憶的對象不再是一個 實存的東西時，它總是把過去幻化為追憶者的主觀投影，寄寓著五彩流溢的理想，特別是過去的零星片斷一再地出現在眼前提醒自己去追憶的時候，它就不斷地強化這種對過去的戀眷和對現實的不滿。辛亥革命的第二年，一個朋友從光緒陵墓歸來，攜來一片石頭，就讓他們 這批人唏噓不已“孤臣下拜鵑啼苦，率土精誠馬角催”，再一年后，光 緒的皇后去世，消息傳來，又引起這批人的感慨萬端，“空傳創夕奠，窮海蟄孤臣”，當他們集會吟詩，分詠當年京師勝跡的時候，他們的追憶就挾裹了怨氣和悲憤，沈曾植的詩里說是“身在南藩且無預，心懸魏闕懷千憂”，他的好朋友陳三立的詩里說是“爾來銅駝竄荊棘，承平故事過者迷”，一九一九年，已是前朝滅亡的八年之后，當那個滿清情結最強烈的鄭孝胥寫了一首怨氣沖天的《六十感憤詩》發泄著“所恥伍群盜”的委屈和“廉頗得趙卒，妖孽猶可掃”的期望時，沈曾植也跟著感慨 “意盡虛空都粉碎，道亡歌哭倍綢繆”。“九日登高有故常，不知何處是 故鄉”，不知故鄉是一種無家的感覺，他在這種無家的感覺中，真的是自己把自己當成清朝的遺老了。
　　其實，不必在乎沈曾植是否算是前清遺老，倒是有必要來檢討一 下“遺老”這個詞語里所蘊涵的一種叫做“正統論”的歷史價值觀念。一個王朝新建立的時候，有一批人不與它合作，站在這個王朝立場上說，這批人就是“遺老”或“遺少”，在“遺老”“遺少”這兩個詞語里就有一種站在本朝立場說話的意思，多少有些貶義；但是，如果不站在這個王朝而是站在前一個王朝的立場上來說，這些人就應該叫“遺民”，像宋遺民、明遺民等等，在“遺民”這個詞語里就有一種站在前朝立場說話的意思，多少是個褒意(和這個詞語相反的叫“貳臣”)，從沒聽到有人會諷刺顧炎武、王夫之、鄭成功是“遺老遺少”，就是因為評價者不自覺地就把立場放在了漢族的明朝上而不肯把自己的屁股挪到滿族的清朝上。從劉知幾寫《史通》起，歷史學家就為這件事傷透了腦筋，不知道該把伯夷、叔齊夸獎成“義不食用粟”的“遺民”還是斥罵為“逆歷史潮 流而動”的“余孽”，也不知道“于舊朝存抱柱之信”是講氣節的忠臣還是“良禽擇木而棲”是識時務的俊杰。
　　也許應該有—種超越王朝立場的文化眼光。其實從文化的角度看，沈曾核們的依戀舊朝，更多的是一種對傳統生活、穩定秩序的企盼，在社會變動中，他們的舊經驗無法適應新變化，于是他們覺得沒有安全感，對于那些有高度文化修養、已經擁有了應付社會的知識、并且自 認為代表了一個時代的文化與價值的人來說，心理上的沖擊尤為強烈，他們未必特別重視一家一姓的天下更替，倒是更關心他們獲得價值與尊嚴的文化傳統的興亡，在李翊灼《海日樓待補編序》里有一段沈氏的喟嘆很能表現他的心底意思，他嘆息“道”與“術”的分裂，覺得這樣一來就沒有了“定”即不證白明無須質疑的價值本原，而這種價值本原的社會體現是秩序，價值的闡明應該是知識人的承擔，是文化人的責任，可是，在這種社會大變動時期，“學者”都背棄了自己的價值理想，轉向一種實用主義的追求，所以秩序也就出現了混亂，“學土者，國之耳目也，今若此，則其誰不盲從而躓蹶也，且學者，禮之所出，禮也者，國人之準則也，若今學士，可謂無學，國無學矣，而欲質之以禮，其可得歟?”對上層文化的偏愛和對終極價值的看重，正是這批文人的所謂“舊朝情結”的來源。我很同意列文森(J.R.Levenson)在《歷史與價值：當代中國思想選擇的張力》及《儒家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對近代 思想史上維新派文人的分析，他說這批人們意識到對中國現存價值結 構進行改革的必要，但在情感上仍然向傳統傾斜，他們承受不了一種非中國化的價值體系在生活中成為普遍觀念的中心，因此在精神上一直處于緊張與困境。這種對于傳統的價值的依戀，有時會寄寓在一些具體的事物上面，通過它們來呈現，一張舊得發黃的照片，一本從箱子里突然找到的舊書，一件過去時代的衣服，一首依稀記得的老歌的旋律，其實人們未必一定就是依戀這些早己過時的東西，但沒有這些東西似乎那種對于過去的情感就無處落腳安身，沈曾植《致汪康年》說：“所謂補偏救弊者，非鄧將軍捐其故伎之謂也，就固有之物加以節制，如臨淮王入汾陽軍，一指麾而壁壘旌旗變色，斯乃為善救弊者”，他們并不真的反對變革，也不是真的拒絕未來，但是，把“過去”徹底地掃地出門，來個“舊貌換新顏”，連一點回憶都不給他們留下，對于他們來說太嚴酷，他們忍受不了完全的陌生。
　　清王朝對于相當多的文人來說就是這樣，它不是令人眷念的生活世界，卻是理想中傳統的象征，就像清朝末年并不是太平盛世而是讓人揪心的亂世，可在事后的追憶中卻成了“太平年”了一樣，所以沈曾植看到曾有道光二十七年人題字的鄭所南蘭花圖卷，就勾起往事如煙 的舊京繁華夢，“題詩原是太平年，黃閣紫樞眉壽愿，十年我輩草間存， 一老不遺箕尾遠”，看到道光二十二年《椿香圃圖》時，就難免引起他離黍之思，想象八十年前的“海宇承平之日”，還自比司空圖寫道“起我王宮谷里思，圖成意足不須詩”，表現著自己的遺民情結。其實，他何嘗 不知道道光一朝的內憂外患，正沉甸甸地壓在人的心頭，讓人實在沒法子自欺欺人地說“太平”二字。
　　當歷史已經走到了二十年代時，作為沈曾植心目中傳統象征的遜清皇帝已經只是踡縮在紫禁城里的寓公，過不了多久就談那紫禁城也住不成了，傳統的象征的失落，象征著傳統的失落，人們也在自己的記憶里很快地淡化著對前朝的記憶，這同對于前朝“遺老”的記憶。居住在上海海日樓內的沈曾植雖然有一批聲氣相投的朋友賦詩唱和、有一些慕名來訪者登門求教，但畢竟蓬篳不再生輝，往日只是夢境，舊日一而再再而三地只是在夢中重現。一九二二年，他其實已經明白他 的這一命運了，四月，他在給五年前寫給康有為一首詩后寫下了一段跋語說：“當時境厄而神王，頗自信，又信天道不我違也，于今五年，學說益昌而事實屬左，余病益甚，歲不吾與矣”。不幸這是讖語，就在這 一年的十月初二，他與世長辭。這天，他起得很早，向人說到昨夜“夢境極佳”，還寫了一首詩，說他“每日至戌、亥、子時，神情特定”，在別人即將入睡時他倒清醒起來，作為一個老人，似乎有些反常，詩的 開頭就是一句“黃叫·飄如蝶，青買逝不i醫”，連他的夢里都是凄涼秋風，把黃葉刮得紛紛揚揚地漫天飄落，這秋景似乎不是一個好的兆頭，預示了他肅殺的結局。其實，這以前，醫生就說過他，“心血太少，腦血 太多，心房之力太弱，神經之用太強”，看來，處在緊張和憂郁中的沈曾植命中注定難以越過七十三的大限，而他的一肚皮不合時宜也就隨著他的軀體的消失而消失，時間卻沒有一點兒女情長的留戀，照舊把傳統越來越遠地忘在身后，真個是“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不合時宜的入的命運本來常常是被思想史遺忘，可是，他們似乎 不應當被學術史遺忘。沈曾植和他那一批朋友們學術精湛、知識廣博， 視野也絕不狹窄，甚至可以說他們在近代學術轉型期中一手牽著傳統，一手攥住現代，今天我們的學術研究會是這個模樣，正是從他們那個時代一點一點地轉化過來的，正像王國維說的，他本來是“繼承前哲”、“開創來學”的，“使后之學術變而不失其正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但是，他們終究被漸漸遺忘，雖然胡先骕說他是“消同光朝第一大師，章太炎、康長素、孫仲容、劉左庵、王靜庵諸先生，或未之先也”，可后 來記得起他的意義的人并不多，只是像王國維、陳寅恪等一批人想起 他來就不由自主地表現出對長輩學者的一種尊祟，內藤湖南、伯希和等外國人提起他來就情不自禁流露對中國學術的一份敬意，數來數去，也就是一個俄國人卡伊薩林、一個日本人西本白川和一個中國人王遽常還記得起來給他寫了介紹、傳記和年譜。但是，在王國維、陳寅恪 等人不再被學術史看重的時候，沈曾植的學術史意義就更加隱晦，因為，他們在思想史上屬于“保守”，而“保守”在以進化為線索，以進步為主流的思想史上是被貶斥到思想史之外的，思想史有時就像一本功勞簿，沒有功勞的人沒有資格在上面，他們只能發配于“另冊”。
　　我在前幾年寫的一篇學術史筆談里提到，學術史與思想史是可以分家也是應當適當地分家的，如何分，當然有一個技術上的問題，不過讓人憂慮的是在學術史和思想史上，價值上的雙重性常常被用一個尺碼來衡量，被用單一方式來處理，以致于思想與學術攪在一道。如果思想史在高屋建瓴式的褒貶人物，學術史只好投鼠忌器，跟著思想史的褒貶而褒貶，單一的尺碼中，要么一白遮百丑，要么一粒鼠糞壞一鍋湯。思想史常常不得不用一種“當下”的立場來審視思想的過程，去取之間不免有時代的價值局限，作為一個新時代的史家，自然對依戀舊時代的思想者不必假以辭色，也有理由把“主流”之外的思想家暫時放置一邊，盡管去揀主流思潮進行描述，因為它的處理對象是“思想”，思想是有時代性的，思想史也是有時代性的，可是，學術史則應該用另一種眼光與另一種價值來觀看學術的發展，學術史處理的是“學術”，人文學科的研究領域、研究辦法、研究角度以及學術價值的斷定，它似乎與思想史并不一樣，如果思想史的判斷過多地干涉學術史的描述，那么，學術史是很難公正地還原它的本來歷程的，像胡適、像王國維、像陳寅格、像郭沫若，思想史的干預已經使他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不能得到實事求是的評價了，只是他們名聲太大，離我們太近，學術史既躲不了又繞不開，可是像沈曾植這樣離我們遠一些的學者呢，難道學術史的遺忘就可以是順理成章的遺忘么?
　　其實，無論是思想史還是學術史，用法國年鑒學派史家布羅代爾的術語來說，如果不是站在當下的立場或王朝的角度進行選擇，如果不是用簡單的進化或狹隘的價值進行評價，而是在一個“長時段”中來估量他們的歷史意義，從一種“文化”的觀念來分析他們的思想學術，也許我們會有新的發現。當然，這對于沈曾植來說，已經不重要了，本來，他還很著重學術與思想的意義，一九一九年，他給羅振玉的信里稱贊羅氏“地學精確，石史甄核，因以鐵駕前賢，而殷篆—編，絕學遂通……在環球學界偉人中高踞一席矣”，這是贊入，也是自期，表明他心底里還是很在乎自已是否能“在環球學界偉人中高踞一席”的，可是，越到晚景他越是明白，當他從有意使自己的心情從激憤轉而悲涼，從悲涼轉而曠達，他就在佛教思想中已經找到了自我平衡的心理方式，思想史也罷、學術史也罷，身后名聲誰管得，“世界是空還是色，先生非 有且非無”，’可是，又有誰看不出他的心境，實際上是曠達中潛藏了悲涼，悲涼中彌漫著一種無可奈何的迷茫呢。
　　　　　　　　　　　　　　　　　　　　　　　　一九九五年五月于京西寓所

                                                   （轉自沈曾植紀念館紀念文選 ）

別部司馬

[這個貼子最后由別部司馬在 2003/05/08 01:16pm 第 1 次編輯]

                        三百年來第一人

                            柯文輝
一
　　無論個人秉賦何等優異、品德學識何等出眾，造就他們何等不易，但只要依附沒落的統治階級。時代列車匆遽轉彎的時刻，總要甩掉這些不合潮流的乘客，毫不吝惜地讓他們為退出舞臺的勢力殉葬。他們忠而見疑也罷，尊為座上客也罷，結局都一樣。
　　沈曾植、王國維兩位學術泰斗都是這樣的悲劇性人物。
　　這類人物的命運引起過大作家們的沉思，曹雪芹筆下的鳳姐、寶釵，蕭洛霍夫精雕細刻的葛利高里，異中有同。著眼于制度，超出個人好惡，才有現實主義的勝利。
二
　　曾植先生字子培，晚號寐叟，別署甚多，詳見年表。一八五○年二月二十九日生于北 京，原籍浙江嘉興市，世代為官，書香門第。同治二年順天鄉試中舉，光緒六年進土，歷任刑部主事、員外、郎中，為時十八年，通歷代刑律之學，主張平恕斷案。改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時日俄皆覬覦我東北領土，先生上書請求借英國貨款自去創辦東三省鐵路，皇帝不聽而罷。俄大使要求俄軍統轄黑龍江漁業航務，遭先生痛斥，未得逞。年四十九，母喪，扶父母靈柩歸葬守孝，尋受張之洞聘掌兩湖書院史席。八國聯軍入侵，先生奔走滬寧及武漢間，與盛宣懷、劉坤一、張之洞等封疆大吏密籌確保長江流域之策，對入京八國侵略軍施加壓力，有利于退兵。不久任廣信府、南昌府知府，江西督糧道、鹽法道。旋授安徽提學使，赴日本考察學制，深受彼邦學人崇敬，乞書者甚眾。在皖五年，升過布政使、護理巡撫，設存古學堂，建造紙諸廠，遣派留學生出國，支持洋務運動，以圖救國受民，無奈清廷腐敗透頂，農工商部大臣戴振到安慶，巡撫索巨款招待，先生拒絕，獲罪于權貴，稱病求退。一九一零年正月七日他跋《督恪碑》曰：“皖署蘊濕，蠹災甚烈，而此冊居然無恙，紙墨不渝，歲寒相守、問老精魂、摩挲若接，世間何處更得此老儒與共冷清生活?噫!”他也修過天柱閣等署內小園林，個人生活儉樸，憂君憂民，預感到清廷不久，曾在致友人信中自剖對官場的厭棄：“驕泰以為豪，困窮而彌侈，牛飲漏舟，孰知其屆?某求去不得，羸病日增，局促轅駒、徘徊病鳥，求退之難、甚于求進。予不能忍而終古已。”宣統二年退居上海，與遺老康有為、鄭孝胥往來，張勛復辟鬧劇不過十二日(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三至廿五日)先生參與此事，返滬后多病，至七十二歲，賣字自給，次年十月初三去世。
　　先生治學繼承祖父小湖先生家學、始宗周濂溪、張載、朱熹、程頤、程灝人手，既長以清初諸老為法，考定政治利弊，世道人心，升降浮沉，窮其根源，以義理輔實用，探其奧妙，拓其領域，由理學而考據為一變；從政后由考據而求經世，以經史為獨立之學，成就不亞乾隆、嘉慶以來諸大家，在遼金元史及邊境地理方面有突破為二變；晚年三變；用治經史之法研究儒玄道釋之學，旁及百家，“則為自來學者所未及。若夫緬想在昔，達觀時變，有先知之哲，有不可解之情，知天而不任天，遺世而不忘世，如古圣哲之所感者，則僅以其一二見于詩歌，發為口說，言之不能以詳、世所得而窺者，其為學之方法而已。……趣博而旨約， 識高而議平。學者得其片言、具其一體、猶足以名一家、立一說、其所以繼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開創來學者亦如此。使后之學術變而不失其正鴿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王國維這段話不算太溢美，而結論則為事實否定，"五四"后封建思想雖仍有一定勢力、理學儒學、考據、成為少數入書齋中雅事，江河日下，與社會生活關系甚微，經世乃為政者專利，哪用儒生從故紙堆中找教條來束縛?在學用一致而言，先生實為末代儒家，后學僅能正心誠意修身，全家思想不齊，治國平天下是白日夢囈。先生不談陰陽五行、余事于中醫、歷算、音律、目錄、金石、書法皆卓然成家，時至今日，史地著作大部散佚，僅剩下書法有些影響，但在學術界，把他列為本世紀首選者寥寥!其實當之無愧。
　　寐叟早年弟子唐文治說："先生于學無所不精、囊采六經，出入百家諸子，貫天人之奧，會中西之通。嘗語余為學之道，貴乎知類通達，開物成務。若虛拘一隅，何為者?今所傳先生之作，一鱗一爪耳。而論者多以乾嘉諸老擬先生，其測先生者淺矣!"
　　寐叟辭世前數年，十八歲的王蘧常(瑗仲) 先生從之學、故撰有《學案小識》，記述其學，又有《沈寐叟年譜》述其生平甚詳，可供研究參考。
　　先生愛護后學，據《康有為年譜》說：康上萬言書變法擱淺，保守勢力欲置康死地而后快。康自言"沈子培勸勿言國事，宜以金石陶遣。時徒館之汗漫舫，老樹蔽天，日以讀碑為事，盡觀京師藏家之金石凡數千種。自光緒十三年以前者，略盡睹矣。擬著一金石書，以人多為之、乃續包慎伯為《廣藝舟雙揖》焉。"康著不脛而走，得力于寐叟處不少。
　　王國維反復向先生請益音韻之學，先生耐心教之："古人轉注假借，雖謂之全用雙聲可也。君不讀劉成國《釋名》乎?每字必以雙聲詁之，其非雙聲者，大抵訛字也。"國維舉'天顯也'三字請釋疑。先生說："顯與濕(濟漯之漯)俱從顯聲，濕讀他合反，則顯亦當讀舌音。故成國云：'以舌腹言之。'"又指示國維寫成 《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發人所未發。
　　先生尊敬年長他八歲的吳昌碩，評價極高，眼力謙虛并見于《缶翁像贊》："缶翁之畫，發揮其詩。詩渡他方；未繡弓衣，畫合天倪，云無濤瀉，安吉一燈，分光日下。懷鉛和墨，人人家家，不會翁詩，踐跡乃差。？？金容、我自來東，苦鐵為銅，鉛淚在胸。攻金朝倉， 筑亭王震，注際翹勤，禮翁若圣。圣阿彌陀。 鄰洞炳然。代身陽邁，長侍佛前。"(一九二一) 朱光策去世，陳三立撰墓志，吳呂碩書碑額，沈寫碑文。吳為沈刻"海日樓"印，可謂文人相親。
　　寐翁讀詩多，詩學深、作詩少，故自稱詩 功淺。所居海日樓藏書數十架，客人進書房， 不見人影，必高呼，叟方傴僂自書堆中走出。 他不愛休浴更衣，亦是奇僻，每思考學術專心 致志，至不近人情，如友人喪母，托他代寄訃 告、他事忙忘記寄出、三年后見訃告立即補寄，收件者莫名其妙，不知這位友人有幾位生母。而司法外交學政籌劃了了，非常人所及。奇者不奇，不奇大奇，合成先生。
　　寐翁早年詩作自己棄斥不存，自律甚嚴。五十歲前大抵愛作古體，風格險拗晦雅，苦學韓愈、孟郊，梅堯臣，黃庭堅。但時有“清言 見骨，訴真宰，蕩精靈。”同光體之魁杰也。”(陳衍語)陳衍論詩以三元為最盛，上元開元，中元元和，下元元佑，不分唐宋。寐叟謂“三元皆外國探險家覓新世界，殖民政策，開埠頭本領。”與陳同感，不尚門戶之見。后作近體，文從字順，平易有余味：“伏伏今年雨，湫湫后夜涼。蕓生三友業。月缺一分光。意象籀重識，蟲生患未央。微風頻末起，平旦更商量。”(其一)“天河低案戶，星氣燦如云。巧拙時難定，蟬媛夕有親。福緣祈上將，絢語屬詞人。中夜危樓影，披云望北辰。”(其二)(《簡靜安》) “如此江山日乍長，椒盤守歲阿戌忙。衣冠閶閭三生夢、瓶缽禪關一炷香。天上星辰元歷歷，(予八九歲時，除夕仰視三星，忽然淚下，至今此景不忘，此悲亦末減也)畫中人物自堂堂。(東坡生日，懸像以拜)月明云散須臾事，杖履相期建德鄉。”(“和樊樊山”)
三
　　先生首先是書學家，其次方為書家。
　　康熙好董書，董書長在談中含腴，禪悅之趣存焉。康熙雄才大略，惜僅得董書寒蹇。乾隆粉飾盛世，喜趙孟傾書豐滿，才學不逮甚遠。故僅得趙字甜軟，(張照代筆又下一等)與遒嫩晉骨無緣。館閣為欽定考卷書體，不工烏亮方媚小楷不入科舉。帖學家劑墉、錢魯斯、翁方綱、王文治①享大名、書壇柔靡。布衣鄧石如異軍突起，以北碑雄視幾百年，遭錢翁等詆毀黯然出京。弟子包世臣即寐叟師，撰《藝舟雙楫》，尊北碑即尊石如，卑唐即卑錢翁劉王等。迨寐叟中年，“歐底趙面之字風靡一時，其初由于外官賀啟皆駢儷絕工，各蓄善書少年一二十輩，……十數人如出一手，每有長函則分別繕寫，刻許便就，合之不知為眾人所書也。”康有為卑唐即卑此輩，非真否定唐人。他本人曾得力于唐碑《千秋亭記》卻秘而不宣。包認為劉墉所說“指不死則畫不活”乃表面文章，劉的侍者周某說劉使筆如舞滾龍、‘左右盤辟，管隨指轉’是真。筆轉毛如麻花螺獅，鋒尖被裹。包在理論上承認“萬毫齊力故能峻”；“分書之駿發滿足，以毫平鋪于紙上也”、“凡作書無論 何體，必須筋骨血肉備具，筋者鋒所為，骨者毫所為，血者水所為，肉者墨所為。鋒者毫之精，水者墨之髓，鋒能將副毫則水受攝，副毫不裹鋒則墨受運。”但與臨池實踐脫絕，用三十年時光才悟得：“晉字宋拓，人間罕見、但得一二裹筆、方自詡為盛業，何能更知其實為下乘乎?仆學裹筆，二十年而后得，繼求之古，悟其用意傷淺，力克除之。又十年乃見裹筆與用逆相近、而實懸殊也。用逆以換筆心，篆分之秘密。裹筆則如詞章家之倍犯蟬連，按歌家之啾發投曲，拳勇家之接步靠手，雖不能盡廢，要之不可恃為當家也。”“裹鋒則專惜他畫以作此畫之勢，借他字以成此字之體，健者為長短 排闥之雄，弱者為便辟側媚而已。”
　　寐叟拋開包氏弱點，不像包康那么極端，不裹鋒作書，也不卑唐。他以宋拓《淳化閣帖》課子“楷法人手從唐碑，行草入手從晉帖。立此以為定則，而后可以上窺秦漢，下周近世。”又指出明前所拓《圣教序》“純是唐法，與晉法無關。然學唐賢書，無論何處，不能不從此人手，猶草書之有永師也。②”“第唐人書存于今者楷多行少，學人由行以趨晉，固不善從此求之，時代為較近也。”
　　沈氏以帖起家，中年由帖入碑，廣泛吸收，不分南北。如論《校官碑》說：“結字用筆，濃郁雄宕，北通《夏承》，南開《天發》，吳會書自有一種風氣，略近中郎而益暢土風。《谷朗》、《爨碑》皆其遺韻。書家本有上斷，金文中楚人書體甚奇逸于中原也。嘗謂大令改右軍簡勁為縱逸，亦應江南風氣而為之。所謂一群白頂鴉者，王氏之化于吳久矣。謝公不喜子敬書，殆亦以此。”他從地理環境變化來說明書法變體原因。阮元認為羲之等人南來開南派書法之說為沈駁倒，他把楚人金文、《校官碑》為南派書家遠祖，指出《爨龍顏》、《爨寶子》來龍去脈，言之有據有理。因李世民攻擊王獻之，孫過庭在《書譜》中對獻之也只能先罵兩句再指出其長，陳陳相因。唯寐叟說：“大令草勢開率更”，將獻之、歐陽詢比為佛家空有二宗，撣宗中慧能神秀二派，地位極高。他說：“六代清華，沿放大令；三唐奇峻，胎自歐陽。”“草勢之變，性在展蹙，展布放縱，大今改體，，逸氣自豪，蹙縮皴節，以收濟放，則率更行草實師大令而重變之。(張)旭(懷)素奇矯皆從此出，而楊景度(凝式)為其嫡系，《神仙起居法》即《千文》之懸腕書也。新《步虛詞》亦同步驟，而指力多于肘力、一書于壁；一書于紙也。香光(董其昌)雖服膺景度，展蹙之初，猶未會心， 及安吳而后拈出，然不溯源率更，本跡未合也。 偶臨秘閣歐帖，用證《千文》，豁然有省。大令草繼伯英，率更其征西(索靖)之裔乎?”
　　他把南北書法看做一個整體，各有所長，北碑中粗率之作也不少，南碑如二《爨》并不嫵媚。取長補短，摒除偏見，超越時流。在論隋《楊厲碑》時指出：“書道至此，南北一家矣!”這正是他的追求：集陽剛陰柔二美于一身。如跋《敬使君碑》：“此碑運鋒結字，劇有與《定武蘭亭》可相證發者。東魏書人始變隸風，漸傳南法，風尚所趨，正與文家溫、魏向任、沈秉中作賊不異。世無以北集壓南集者，獨可以北刻壓南刻乎?此碑不獨可證《蘭亭》，—且可證《黃庭》。倦游翁(包世臣)楷法，胎源于是。門下諸公，乃竟無敢問津者，得非門庭峻絕，不可輕犯耶?”又說：“北碑楷法，當以《刁惠公主》、《張猛龍碑》及此論為大宗。《刁志》近大王(羲之)、《張碑》近小王，此論則內延外拓，藏鋒抽穎，兼用而時出之。中有可證 《蘭亭》者，可證《黃庭》者，可證淳化所刻 山濤、庚亮諸人書者。有開歐法者，有開禇(遂良)法者。蓋南北會通，隸楷裁制，古今嬗變， 胥在于此。而巔崖峻絕，無路可臍，唯安吳正楷略能仿佛其波發。儀征而—下，莫敢措手。每展此帖，輒為沉思數日。”
　　寐翁跋《高湛墓志》說：“大抵北朝書法 亦是因時變易：正光(始子五二○年)以前為一種，最古勁；天平(五三四——五三七)以下為 一種，風格視永徽(六五○——六五五)相上下，古隸相傳之法無復存矣；關中體獨質樸，惜宇文(五五七——五八一)一代傳石無多耳。③”在《全拙底溫故錄》中寫道：“南朝書習可分 三體：寫書為一體，碑碣為一體，簡牘為一體。《樂毅》、《黃庭》、《洛神》、《內景》皆寫書體也，傳世墨跡確然可信者：則有陳鄭灼所書《儀禮疏》，絕與《內景》筆鋒相近，已開唐人寫經之先，而神雋非唐人所及。丁道護《啟法寺碑》乃頗近之。按此以推，《真誥論》、《楊許寫經》語及(陶)隱居《與梁武帝書》語，乃頗有證會處。碑碣南北大同，大抵于楷法中猶時沿隸法。簡牘為行草之宗，然行草用于書寫用于簡牘者，亦自成兩體。《急就(章)》為寫書體，行法整齊，(智)永師《千文》，實祖其式。率更稍縱，至(張旭)顛(懷)素大變矣。李懷琳之《絕交書》，孫虔禮(過庭)之《書譜》，皆寫書之變體。其源出于(唐太宗)《屏封帖》，《屏風》之書，固不能與卷軸一體也。”
　　與前輩同輩相比，立論公正，心胸寬廣，力破門戶町畦，是以可貴。
　　又說“(鄧)完白以篆體不備而博諸碑額瓦當，以盡筆勢，此即香光、天瓶、石庵以行作楷之術也。可用為筆法法式，則印篆有何不可用乎?”后來黃牧甫治印取法秦前文字，證明寐叟設想正確。又謂：“楷之生動多取于行，篆之生動多取于隸。隸者，篆之行也。”“篆參隸勢而姿生，隸參楷式而姿生，此通乎今以為變也。篆參楷勢而質古，隸參篆勢而質古，此通乎古今以為變也。故夫物相雜而文生，物相兼而數賾。”《張猛龍碑》“骨韻俱高，斂分入篆。”只有精通書史源流，才能有此活脫眼力，固守一隅，難逃庸陋。
　　他認為“永字八法”是“閭閻書師語耳” 以法自縛不能盡意。橫平豎直，漢唐碑皆然，用筆有勢便佳，無勢即排算子。他列舉歐陽修用軟筆濃墨以惜其力，趙字多硬筆濃墨，至董其昌前皆然。董書“柔毫淡墨，略無假借，書家樸學，可以謂之難矣。”“墨法古今之異，北宋濃法實用，南宋濃墨活用，元人墨薄于宋，在濃淡間。香光始開淡墨一派。本朝名家又有用干墨者。大略如是，與畫法有相通處，自宋以前，畫家取筆法于書。元世以來，書家取墨法于畫。”知識面廣，觀察入微，來自實踐，方能寫出這些甘苦。
四
　　寐叟得筆于包安吳，中年受張裕釗啟迪，不為包世臣、吳讓之所限，遍臨南北各碑，變幻莫測，勢韻姿神，皆自己面目。晚年接受倪元璐、黃石齋兩家之長，碑骨帖筋，抱氣酣圓不泄，無拘近觀遠視，都具藝術震撼力。
　　歷來書家寫行草求飛動，多取直式，或一軸中穿，或亂石鋪道，當中一股力在不同對象面前搖曳多姿。寐叟是多角取勢，直式而外，還有隸書般橫勢，行書的斜式。只有修養高了，橫勢仍能抱住行氣。斜式不怕拆開看，個個都無懈筆，勢自字中生出，不靠互相借勢。劉墉筆筆用點法，王文治筆筆用挑法，祖父輩的獨創中孕含著小巧纖甜的遺傳因子、寐叟不滿足于這種筆劃處理。他將金文、小篆、隸、章草、魏碑、楷書的筆意筆魂，相對自然地化入行草。危丁解牛，目無全牛，文同寫竹，必有成竹。采取蕭笛一體的方式去結字造型，橫吹為主，直吹為輔，波詭云譎，翔舞回環，有須眉修偉 丈夫的陽剛，以慈馭剛，跌宕叢生，汪匯凝蓄，筆尖筆腹，偶現飛白，干而不枯，即古人所贊美：“潤含春雨，干裂秋風。”
　　明末草書大家們有突破天地小囚籠的氣魄、黃道周為其中之一，只因位高，又不受重 用，當烈士是歷史對他的最佳安排，否則高潔心胸與污濁的現實，千瘡百孔的大明王朝之 間，矛盾無法解決。他寫字受當時大環境制約，不全是重則威，溫而厲或溫柔敦厚的廟廊士大夫味，而徐渭、傅山式的狂放、朦朧的個性解放追求、又找不到出路、彷徨于遙夜、帶有若干市民審美意識，黃又在抗拒與接受皆有保留的微妙處境。在此矛盾中加上國破家亡山河易色的大哀，臨池時間有限，其書險峭幽寒，未脫求態失態通病，不及倪元璐沉靜通脫。寐叟的生硬處，也比不上倪書。心態上與黃道周略近，不過效忠的種族有別，封建集權風雨飄搖則相似。在字形上對橫直撇捺，或加長，或縮短，皆屬夸張。行氣酣暢，重心穩，洋洋灑灑，相顧盼，伸頭、縮頸，抬肩，躬腰，種種動勢，真切不虛，別無假飾，橫勁磅礴，豎勁助之，生辣蒼老間，時有童趣穿插點綴，雍和、奇崛、寬博、雅麗，天馬行空，云上蹄痕幻花，頓挫揚抑，目不暇賞，心不暇思。作者學養廣袤深遠，在書法上的開拓具有高度自覺，不惑于外力，牢守心源，取精用閎，能韌長，無機巧，不在鳴世，(一如他大量著作無意得名，而不出版以致散佚而無悔)筆便留得住，與劍拔弩張一瀉無余絕緣。他不是高明的畫師，畫因人貴，然書中有山的沉著，水的浩淼，喬木的蔥蘢，把碑帖的寧馨兒推到一個極致，以誘惑勇士跨越的魅力，綿亙在近代書法史上，考驗后輩的腳力。
　　毋庸諱飾：他是封建遺老，政治理想與他富民強國的愿望背道而馳，更為潮流所否定。 他在書法上的貢獻，較之古哲，康有為的評價或有溢美，但三百年來無人抗衡。由明降清的錢謙益、王覺斯周亮工的著作未因人廢言，寐翁與周作人之流畢竟不同。貴老不足掛齒，藝術史上的地位可以重新認識。
　　沈詩沈文除去學術歷史價值、認識價值而外，不免有衰颯暮氣。在書法上作為匯合巨流的大師，難免有開創者的不成熟之處，但并無頭巾氣和酸腐遲暮衰朽味，奧秘何在?自慚無知，難解此大題目，只覺得是：
　　一、藝術受制于世界觀、人品，但三者并不永遠統一。人的思維中總有矛盾因子存在。貴族的世界現沒有使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的藝術窒息，正是對藝術和現實的忠貞，使大師們戰勝偏見、貢獻了不朽杰作。沈書可否作同樣解釋呢?
　　二、沈在學術上銳意精進，書法中一定程度上的迭宕勃發，與他治學精神一脈相通，勇于突破舊我。但在政治上做不到，盡管他比守舊的官僚開明。也旨在補天，因為“天”的靈魂爛了，他愈想補便愈陷入可悲；在學術上愈猛進愈有創獲。人，本非一種顏色塑成。
　　三、他研讀老莊，醫療小朝廷減亡的傷痕無效，但在非政治領域有作用，加上他還勤修佛典，空無意識占上風時，遺老觀點相對淡化，這種無為幫助他放下功利，反而推動了藝術上的無不為，合乎人生的辯證法。
　　四、書學家的字求法、畫家字求趣；學者字得書卷味；碑學書家有金石氣；帖學書家有滋潤豐膄肌理；唯寐翁全有，故能兼美。這種兼收并蓄、南北書派兩不偏廢的道路，是書法史走到狹窄羊腸道上面對荊棘、另覓生機的必然，而必然只能由他來體現，又是個人學養氣質被歷史選擇的結果。他不求創新而新機自創于筆下，符合藝術規律。較之抱缺守殘者，他的實踐與呼號，能震聾發聵，比他龍騰云海、鷹揚雪峰的書作更有功績。其書已不朽，書學 (包括實踐)就更值得去開掘。
　　寐叟知名度與成就不相稱，為俗書刻碑出帖，書星們穿上皇帝新裝招搖過市，名人不少傳世名作有限的碑林，提供了生存空間。筆者作為書壇之外的無名小人物，為未盡到宏揚真善美的責任而羞郝，簡直無法自諒。
　　祝福書家們享受做寐叟后學的艱難!
　　祝福批評家、書學家們為新世紀的學術助產!和書法家并肩探討，以怡兄弟情，共出成果!
　　《晚清四十家詩鈔》編者吳北山去世，章土釗請康有為寫墓志、一貫自視極高的康長素說“寐叟健在，某豈敢為?”結果康撰文，沈書丹。康居西湖一天園有詩懷寐翁：“深煙不見北高峰，獨掉扁舟寫舊蹤。可惜寐翁不攜手，錢江風雨嘯涌龍。”
　　張大千師曾農髯評沈字：“讀碑多，故能古，寫字少，故能生。古與生合，妙絕時流。”又說：“余評寐叟書工處在拙，妙處在生，勝人處在不穩。寐里于前兩義遜謝，至后語不曉。髯云：‘翁覃溪一生穩字誤之，石庵八十后能到不穩，蝯叟(何紹基)七十后更不穩，唯下筆時時有犯險之心，故不穩。愈不穩則愈妙。’寐叟避席謝曰：‘不能至此，但奮吾老腕為之，未知能到不穩處否?’”
　　馬宗霍(一八九七——一九七六)在《霎岳 樓筆談》中云：“寐叟執筆頗師安吳，早歲欲仿山谷，故心與手忤，往往怒張橫決，不能得勢。中擬太傅，漸有人處，暮年作草，遂爾抑揚盡致，委曲得宜，真如索征西(靖)所謂‘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極繽紛披離之美。有清一代草書，允推后勁，不僅于安吳為出藍也。”
　　何榮評語：“……縱橫馳驟，有楊少師之妙。自碑學盛行，書家皆究心篆隸，草書鮮有名家者。自公出而草法復明。歿后書名更盛， 惜其草跡流傳不多耳。”
　　寐翁臨終前數小時寫成二聯，甲聯寫在五尺白冷金箋上：“石室竹卷長三尺，山陰草跡編千文。”陳散原、馮夢華、吳昌碩等三十九人題跋。乙聯書于五尺宣上：“岑碣熊銘入甄選，金沙繡斷肋薪紕。”題跋者有馬一浮等十六家。康有為寫道：“寐叟尚書與吾交垂四十年，無事不共，無學不談，文史儒玄，冠冕海內，其經國之謀，思君之忠，了徹之慧，近世所少見。若其行草書，高妙奇變，與顏平原、 楊少師爭道，超軼于蘇黃，何況余子?”陳散 原跋云：“垂危臨命之人，僅隔數時，猶能作楹帖，豈非莊生所謂精神與天地相往來者哉?”
　　寐翁有畫名，高妙而非精深，生拙可喜，為學者書家畫。
　　本世紀前中期書家、如于右任、馬一浮、謝無量、呂風子、王秋湄、羅復堪、王蘧常等皆受沈書影響。他的足跡昭告著南北碑與帖學寫經諸水同源，分道而行，終歸于大海。
五
　　鴉片戰爭以來的史實值得我們思考:閉關自守，將儒釋道重新拼合，不能使我國完成現代化的嬗變。但對遺產茫然無知，盲目棄絕，則導致虛無主義思潮泛濫，將民族文化長處否定，為全盤西化張目。跟在外國人后面走，靠 “超車”奇跡在經濟文化等領域跨到世界最前列是幻想。如果審美教育失敗，殖民地次殖民地粗鄙文化腐朽沒落的東西將侵蝕青少年身心。
　　知古不泥古，上入先秦，下入民間，整理好遺產，既研究西方，也溯本探源，弄通希臘羅馬道統，不停留在技法皮相的模仿。對民族文化負面的內容要科學批判，但不是按西方理論框架重新組裝，更要適應國人精神承受力，一過頭則導致月亮是西方的好。“五四”后先哲們對中醫京劇的偏頗，包涵著時代的悲劇因素，不能簡單地脫離立體環境苛責個人。要多多理解抱缺守殘則失去抵抗力而被動挨宰割全盤西化則成為帝國主義附庸的教訓，重建民族的科學的先進的審美觀，讓中國文化的突出的個性去豐富人類的精神和物質生活。
　　東方文化在解決人與自然的關系，求得心靈的凈靜，減少科學技術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等方面，肩負西方文明不能單獨完成的神圣使命。二者平起平坐，共泌靈乳，沾溉傷痕累累的地球，趨于精神完美的人類。
　　書法是外來影響最少的藝術。寫字在強化人的涵養、耐力、創造力、審美力，諧調生活節奏等等方面，都是大有潛力的。
　　每個時代都出過經不起時光考驗的書法聞人。真學問總是在大寂寞中完成，不羨慕非藝術因子造就的成功，不驕人前，不餒人后，用恒溫寫下去，成敗無尤。斯為強者。正確評價、發展寐叟創造的美，推動臨池，詩化生活，還要書壇內外共同努力。歷史證明：古代大師絕大多數是業余書家。書家成為學者、思想者，書外屹立著人品、學術，藝術、書法將突飛猛進。
　　藝術各部門發展從來不平衡。從去漢人未遠的晉代至明代中葉，皆無篆刻大師。唐代詩人許渾、李群玉、錢起……不過三流歌手，生 在元明是一流大家。明人高啟、劉基、楊孟載生于盛唐必失一流地位。對手愈強，后來居上者愈多，是學術繁榮的歲月；對手屏弱，當上誅儒行列中的巨人，是偶然的幸運，象征學術的停滯。判定藝術家成就，有時要他去世百年甚至更長、非藝術因素不起作用，才能較為準確。
　　源遠流長的中國藝術充滿希望，即使在開宗立派的大師們凋謝之后的積聚醞釀時期，也不會例外。我們不回避艱辛，仍很樂觀。
　　注：①劉墉(一七一九一一八○四)，任過直隸總督，吏部、兵部、禮部尚書，授體仁閣大學士，初習趙字，后以鐘繇、顏真卿血肉寫董體結字，勁氣內斂，如堆棉團。他對客作書則用龍晴法，自矜為運腕，其實用裹鋒，筆勢緩弱，已落巧的下乘。雖有才氣功力支撐，終被局限。翁方綱(一七三三一一八一八），官居二品大員，習初唐虞世南、歐陽詢體，得其間架，乏前賢蘊藉、工小揩，七十歲猶能在芝麻上寫“一片冰心在玉壺”七個字。其書墨守成規、猶如他倡導的以學問為詩，一樣板而弱。錢伯坰(一七三八一一八一二)，字魯斯，常州人，由董其昌上溯李北海、顏真卿，實本于毫人梁？，“執筆虛小指，三指包管外，以大指相拒，側毫入紙，筋怒張，指腕不動。以肘來去。”劉墉去世后被推為第一，工行草書。王文治(一七三○一一八○二)，鎮江人，有“淡墨探花”雅號，他講風神，失之秀纖孱弱，曾出使琉球，文字傳之海外。“集古終能自立家”是他的宗旨，曾工米、董兩家，又習過張即之、李北海，總嫌氣魄小。乾隆“盛世”即被這些人籠罩，只有伊秉授工隸書，有些氣象。②指智永禪師。王蘧常先生撰《沈寐叟先師書法論提要》《初學》一節引此段文字，注釋中說是懷秦，不知何據，乞方家教我。③沈寐叟：《高湛墓志跋》。

                                                        轉自沈曾植紀念館紀念文選

別部司馬

　沈曾植先生著述目錄

王蘧常
1、《佛國記校注》一卷
2、《蠻書校注》十卷
3、《諸蕃志校注》二卷
4、《蒙韃備錄注》一卷
5、《黑韃事略注》一卷
6、《元秘史箋注》十五卷
　　附《元秘史蒙語原文十五功臣名》
7、《皇元圣武親征錄校注》一卷
8、《長春真人西游記校注》二卷
9、《西游錄注》一卷
10、《塞北紀程注》一卷
11、《異域說注》一卷
12、《近疆西夷傳注》一卷
13、《島夷志略廣證》二卷
14、《女真考略》一卷
15、《蒙古源流箋證》八卷
16、《漢律輯存》一卷
17、《晉書刑法志補》一卷
18、《法藏一勺》四卷
19、《海日樓文集》二卷
20、《乙盦詩存》厶卷
21、《海日樓詩集》厶卷
22、《海日樓詩補編》厶卷
23、《寐叟乙卯稿》一卷
24、《喁于集》一卷
25、《倦寐聯吟集》一卷
26、《僾詞》一卷
27、《海日樓馀音集》一卷
28、《東軒語業》一卷
29、《曼陀羅寱詞》一卷
30、《寐叟書牘》二卷
31、《類貼考》厶卷
32、《寐叟題跋》四卷
33、《碑跋》一卷
34、《答龍松生書法問》一卷
35、《東軒溫故錄》一卷
36、《東軒手鑒》一卷
37、《札記》一卷
38、《筆記》一卷
39、《月愛老人客話》一卷。(1919年于上海)
40、《冶城客話》一卷
41、《護德瓶齋客話》
42、《護德瓶齋涉筆》一卷
43、《護德瓶齋筆記》
44、《潛究室劄記》一卷
45、《全拙庵溫故錄》一卷 (1919年于上海)
46、《菌閣瑣談》二卷
47、《鄂游棲翫記》二卷
48、《簡端錄》


　　　　　　　　　　　　　——根據王蘧常《沈寐叟年譜·附沈子培先生著述目 　　　　　　　　　　　　　　　　　　　　　　　民國二十七年七月版，商務印書館

別部司馬

                   《嘉秀近代畫人搜兒銓·沈曾植》

                             倪禹功
　　沈曾植字子培，一作子裴，號乙盦，亦作檍盦，又號孺卿，別署寐叟、乙龕、遜齋、遜翁、老遜、遜公、遜叟、寐翁、馀翁、馀齋、隨庵、東軒、灊傭、乙僧、灊皤、寐道人、李鄉農、月愛老人、巽齋老人、睡庵老人、東湖病叟、姚埭老民、青要山農、遜齋居士、守平居土、姚埭癯禪、宛委使者、馬鳴侍者、東湖盦主、東疇小隱、幽谷朽生、茗香病叟、遜齋學人、東軒支 離叟、踵息軒主、媻者藪長、釋持梵持諸名。嘉興人，奇辟宏偉，博學多聞。光緒庚辰進士，累官至刑部主事、總理衙門行走、安徽布政使護理巡撫。乙巳復辟拜授學部尚書。
　　詩合韓杜，書宗道周，出其馀緒，游藝六法，叢山聳秀，古木森羅，雖非擅習，彌有雅致，特為盛名所掩知者甚鮮。鼎革后，高寓滬瀆、潛心凈業，與弟曾桐合志同方，時稱“二沈”，自畫《海日樓圖》尤為其生平完作、(按先生所作往往無題無印，而有印、無題已佳，款印皆全甚難。)原藏族弟莼庵家(丁丑劫后，未知無恙否)。著述宏富，名聞海外，(因有俄人哲學名家伊卡薩林嘗方公如意大利列鄂那德蒲思之謂)茲錄其已刻者，如后有《海日樓詩文集》十二卷、《曼陀羅室寱詞》一卷、《菌閣瑣談》一卷、《寐叟題跋》、《群書題跋記》等行世。
　　清道光庚戌生，民國壬戌卒，年七十三。《清史稿》列入文苑傳溢曰：文誠其未刊諸作有曰《晉書·刑法志補》、《元秘史箋注》、《元秘史蒙語原文十五功臣名》、《元圣武親征錄校注》及校本《女貞考略》、《蒙韃備錄注》、《韃事注略》、《蒙古源流箋證》、《蠻書校注》、《異域說注》、《島夷注廣證》、《漢律輯存》、《東軒溫故錄》、《月愛老人客話》、《護德瓶齋涉筆札記》、《道家筆記》、《海日樓書牘》等。

　　　　　　　　　　　　　　　　　　　　　　　　　　 ——書稿存嘉興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