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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正成】庚寅臺灣行4：
薛平南招宴會群英
今年九月酷暑中，我在廣州暨南大學藝術學院書法研究所講學，偶遇臺灣藝術學院美術學院院長林進忠先生，林先生曾約我到他的院里講一次學，然后由他召集臺北好友一聚。我想很好，這樣會節省很多時間。我讓王振邦勾通此事未果，卻不料薛平南兄捷足先登，“力壓群芳”執了牛耳。12月中旬行前，何國慶先生做客松竹草堂，當時約定23日上午去他的基金會看藏品，并提議請故宮的何傳馨先生作陪。后來傅申先生也告訴王振邦，他到何國慶先生那里等我會面看東西。沒想到平南兄一招呼，所有人都集中于22日晚歺會。當時，林進中院長還拿出一張小字條，說是他在廣州時聽我說有什么朋友記下的名字，果然不差，還有多出。我笑著對他說：“哈，幸好朋友們真給面子，要不你會以為我拉大旗做虎皮附庸風雅了！”
我和忠誥兄一同趕到臺北中山區一家豪華酒家時尚未到7：30，大部份朋友早己到了。除了平南、傅申、國慶諸先生外，林進忠先生也在，還有《書法教育》主編蔡明贊先生、蕙風堂的老板兼書法家洪能仕先生，篆刻家杜三鑫先生。薛先生和杜先生二位均是臺灣書法篆刻界的“一哥”，傅先生是書畫鑒定學術界的“一哥”，何先生是大收藏家兼房地產大亨，他們均推我坐上座，主持人薛先生坐對角，說這是臺灣的主賓之禮。然后先給我介紹他右首的一個新朋友、于右任草書學會的秘書長鄭錦章博士，說今天的聚會由秘書長安排，看來這應該是于右任草書學會的“官方”行為了。比我們稍為后到的是故宮博物院的朱惠良教授，她在1990年代初那次常熟滄浪書社研討會時發表過關于“華亭派”與董其昌的論文，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后來，即1997年我去臺時，也是在平南兄招宴時再見一面，她當時已是薪俸很高地位顯赫的臺灣立法委員。2000年李登輝下臺的那次大選中，她又作為新黨副總統候選人，參加了競選名震政壇。這次見面，她笑著遞我一張新名片，說仍然在故宮，擔任了教育展資處處長。
老朋友見面，氣氛頗熱烈。李骉代我向各位贈送新書作為見面禮，主要有《書法藝術概論》、《晤對書藝》、和《我與書法二十年》，這也是一種近況匯報。其中《我與書法二十年》只贈送了書中寫過的薛平南、傅申、何國慶，也送了朱惠良和洪能仕這兩位老朋友各一本，我是想聽聽他們的意見。這次新認識的除了鄭錦章博土外，還有何創時藝術基金會的吳國豪主任。
在臺灣與大陸很大不同的是，大家根本不談什么協會呵、問詢人事關系變化呵這些大陸書界的焦點話題，因為只有在有民主的地方才不會談民主，大家直接就談書法藝事。杜忠誥先生因為要把我的兩段題跋帶到我住的酒店去押我的印，大家就乘機傳看那個冊頁，聊起董其昌來。傅申先生對此很有興趣，說什么時間也要看看這十二屏。杜先生說：“你看過?！备迪壬f：“我沒看過?！蔽掖畔壬f：“看可以，得留一跋?！贝蠹艺f：“同意！”杜先生當然樂壞了，說以前忘了讓人看過留下一跋。不過，他對我的跋語用詞模糊沒有明確斷定真跡似乎不太爽，我急忙申明我寫了“巨制”二字很明確，只是對十二屏數量之巨稱在晚明書作中未見過。大家于是又討論屏條問題，吳國豪先生作為何國慶先生助手經常跑拍賣會，他說他見過晚明書法中有十二屏，杜先生才開心地笑了。
傅申先生坐在我旁邊，我把他叮囑攜去的大陸關于《砥柱銘》討論的資料交給他。他問起了王乃棟與黃君的情況，還聽說黃君是黃庭堅的后人。我笑了笑，說這兩人我都認識。上世紀八十年代王乃棟在新疆石河子搞現代書法時，曾多次到北京沙灘中國書協編輯部找過我；黃君我曾在九十年代后期把他從江西修水縣教育局借調到《中國書法全集》編輯部工作過一年。但我確實不知道他們后來怎么成了書畫鑒定家？黃君曾送我一張黃庭堅在修水留下的墓志銘拓片，他說修水姓黃的很多，但沒有給我說過他跟黃庭堅有過什么嫡親關系。
當年書界傳說有兩人與古代大師有關系，一個是河北黃綺，說是黃庭堅多少代孫，一個是北京歐陽中石，說是歐陽詢多少多少代孫，大家都把這事當成一種笑話來談。我看傅先生如此鄭重地問我，真感到臺灣人對做人亂認祖宗的事是不會相信有的。于是，我便笑著解嘲道：“如果南京人姓朱的說是朱元璋的孫子、西安人姓李的說是李世民的孫子，也沒有錯呵！”大家爆出一陣會心的笑聲。
一會兒，我又和坐在旁邊的傅申先生進入《懷素自敘》的公案討論之中。我也把上午在故宮時何傳馨先生關于呉琚《橋畔詩軸》是屏風的意見告訴大家。傅申先生斷然否定：“不可能！”至于為什么“不可能”，我很想聽，但又被別的話題岔開了。不過，我和傅申先生已約定，明天上午上何創時藝術基金會再討論。
李太白《春夜宴桃李園序》云：“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那天晚上宴會結束時，已快10：00了，大家還高興地搬好座椅拍了一張合影，才依依而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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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于 2010-12-28 12:5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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