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正成｜“寫什么”與“怎么寫”同等重要——歐陽江河于明泉墨寫新文學書法展有感

書法在線

《文藝報》約稿

“寫什么”與“怎么寫”同等重要
—歐陽江河于明泉“墨寫新文學”書法展有感

劉正成

一百年前，中國新文學運動狂飚突起，為了挽救衰弱貧窮的中國，我們的前輩文學家如魯迅、胡適之、瞿秋白等揭開了新文學的歷史序幕。除了思想、政治等外，單從文化的角度來觀察，這個新文學運的第一項成果便是白話文代替了文言文。當然，中國自古以來文與言是相分離的，口語和書面語言不一樣。這里且不去比較言文分離的歷史得失，白話文學有利于大眾對文學的直接介入是毫無疑問的，在新中國就出現了高玉寶、吳運鐸這樣的平民作家。直到今天的自媒體興起，網絡作家的門坎相當之低。這種社會的進步，不能不歸功于一百年前魯迅的小說《吶喊》、《彷徨》，陳獨秀的雜志《新青年》雜志、郭沫若的詩歌《女神》等為代表的白話文新文學。結朿了以科舉入仕為門坎的舊文學時代，讓文學回歸《詩經》時代的民間大眾。

但是，在回顧歷史進步時，無庸諱言，一百年來也不斷有反思存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是否有危機？用文學的載體——文字來說，就曾出現矯枉過正的歷史誤區。同樣是魯迅、胡適之、瞿秋白這些新文學導師，包括錢玄同、劉半農等，曾經對中國傳承五千年以上的漢字失去文化自信，當時均大聲疾呼“漢字不滅，中國不興”。為了中國的現代化，必須取消漢字這個攔路虎，走漢字拼音化的道路。所謂“漢字拼音化”，即是把中國的穩定通用數千年的表意文字演變成拉丁語言的表音文字。把數以萬計的創造了以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韓愈、蘇軾、施耐庵、湯顯祖、曹雪芹等為代表的燦爛悠久的傳統文學的中國漢字，從形體上簡化為二三十個表音文字的字母，他們編寫漢字拼音讀本，到民間普及。這個漢字拼音化的高潮，在新中國成立以后變成國家行為而展開運動。三十年前，漢字的生死存亡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即以《易經》八卦二進位制為奠基的計算機在西方發明問世并迅速普及：“存在，還是毀滅？”中國的文字是否能在全球現代化的高潮中茍延殘喘避免徹底滅亡的命運？

常言道危機便是轉機，這段話成了神奇的現實：以王選為代表的對漢字充滿絕對自信的先知人物出現，他們創造了五筆字型輸入法，攻破了計算機錄入的看似已成死結的魔咒。不僅解決了問題，而且創造了令人不敢想象的奇跡：漢字錄入速度遠超英文等表音文字，漢字如火中的鳳凰涅槃升騰！今天要講文化自信的話，這件事便是讓中國人獲得了最大的文化自信。

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國走在現代化的和平崛起的路上，中國的傳統文化竟然扮演了一次主角：我們當代最優秀的作家與書法家們聚集在中國現代文學館這個國家最高文學殿堂，舉辦了這個以漢字為載體的“墨寫新文學—歐陽江河于明詮書法展”，漢字和書法在閃耀光輝，毫不夸張地說，這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一個中國人文化自信的歷史見證！

這是從歷史的縱向視角來看的一種反思，這種反思并非某種否定，而是一種追尋與跨越。如果從歷史的橫向視角來看，這個由詩人兼書法家的歐陽江河和書法家兼詩人的于明詮連袂舉辦的“墨寫新文學”書法展覽，也成了改革開放三十年群眾性“書法熱”中，讓書法藝術從“墨”走向“翰”的新進程的標志性事件。

老朋友戲劇作家魏明倫在與我討論當代書法時說過，今天的書法是“有墨無翰”的時代。這里所謂的“墨”是指書法的筆墨，而所謂的“翰”則指書寫的文字內容。他認為，以抄寫唐詩宋詞為標志的當代書法藝術碰到了一個文化缺失的危機。

我認為，魏明倫先生的說法并非危言聳聽，而是對當代書法發展現狀敲了一個警鐘。是的，今天的書法似乎在回歸印刷術發明以前的“抄書人”時代，即抄寫唐詩宋詞文本的時代。書法藝術的文化缺失，是當代書法發展的短板。我曾在中國考古所成立五十周年的一個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就中國當代書法現狀做介紹時開了一個玩笑：如果在五百年或一千年后，你們在一次考古發掘中發現一堆今天的書法遺存，看見全都書寫的是唐詩宋詞的話，千萬不要誤以為這是唐、宋時代的文物，而恰恰就是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書法的斷代史特征！大家哄堂大笑。當然，抄寫前代名家詩文古已有之，尤其是明清時代書法進入商業市場的時候是常有之事，但絕對沒有出現過全員抄古詩古文現象。這雖然是一個玩笑，但確實可以形象地描述當代書法的技術化、民俗化傾向。

書法自晉唐以來，以王羲之、顏真卿、蘇東坡為代表的文人書法結朿了“抄書人”為主流的時代，以文學為基礎的歷代書法家作品的經典性不僅體現在作品的形式技巧上，同時體現在創作主體的詩意文字內容創作上，以史有定評的歷代三大行書為例來看便能清晰。收入《古文觀止》的王羲之的《蘭亭序》，正是魏晉時代文人對人性、人格覺醒時代的一篇文獻。王羲之在《蘭亭序》散文中所描述的心路歷程，不正是對當時現實的鞭韃和對理想世界追求的文獻記錄。如果脫離書法家的詩人身份，僅僅從字體演進、行楷書脫離隸書的“八法”確立，王羲之是否會被歷代尊為書圣很難說，因鐘繇“舊體”向王羲之“新體”演變是有一百五十年左右的歷史進程，而非一人一事之功。這從《舊唐書》所載王羲之本傳和唐太宗所撰《王羲之傳論》可以看出王羲之的歷史作為與個性魅力在書法中的決定性因素。

再看創作了《祭侄文稿》的顔真卿，如果沒有他維護國家統一而不惜犧牲可歌可泣的生命歷程，在悼念兄長顏杲卿和侄子顏季明時悲劇激情的真實表達，“天下第二行書”也許會換成懷仁《集王圣教序》或杜牧的《張好好詩》了。哈哈！同樣，離開蘇東坡在黃州被貶的悲劇命運和迭蕩起伏的詩意表達，他的“天下第三行書”《黃州寒食詩》，也許已被換成黃庭的《松風閣詩卷》或者米芾的《苕溪詩卷》了。

由此可見，書法“寫什么”與“怎么寫”同樣重要，“翰”與“墨”偕，是作為中國古代社會精英文化的基本屬性。如果作者放棄了書寫文字的原創性詩文，書法僅僅成為一種抄寫的匠藝了。匠藝也是藝術，但它屬于工匠性、民俗性藝術，屬于藝術的泛化。舉一個例：民歌、快板詩、順口溜都屬于文學藝術的范疇，但它是民間藝術，其藝術價值是無法與屈原《離騷》、李白《蜀道難》、杜甫《三吏》《三別》、曹雪芹《紅樓夢》相提并論，當然也與哥德的《浮士德》、雨果的《悲慘世界》、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無法比肩的。如果說書法是中國文化的瑰寶，其藝術價值是可以比肩于世界各民族所有的藝術珍品的，這就是書法作為精英文化的意義。

當然，書法作為當下各階層人民群眾消費性娛樂文化來看，它無須在文化價值觀上去置啄，而是要鼓勵這種具有民族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動的開展。如果要把書法看成民族優秀文化的標志性藝術，又要創造性的發展這項精英文化，那就不能以普及性的量代替提高性的質。而是要瞄準歷代書法經典的藝術高度，讓自己的作品在傳承的基礎上獲得新的藝術高度。雖不能及，心向往之！不要僅僅滿足于抄寫唐詩宋詞低要求，而在文學創作上下好基本功，把“寫什么”與“怎么寫”同時作為追求的目標，這才是當代作為“家”的書法創作者應有的藝術自覺性。這并非一種特殊要求，而是所有藝術的共同規律。正如你是一個天才的演員，如果沒有好的劇本你能成功嗎？如果一首好的歌曲，沒有穿透心靈的歌詞，僅憑一副好嗓子，也難以真正感動人。然而，當代書法的文化缺失現狀并沒有引起廣泛的關注，書法在泛文化狀態中如火如荼的展開著，而詩人歐陽江河和書法家于明詮這個“墨寫新文學”書法展之所以引起文壇的重視，其意義很大程度則緣于斯。作為書法家名世的于明詮在三十年前就發表詩歌作品，他在這里抄寫自己的詩文，或者是抄寫和組合同時代人的詩文，這不是“抄書人”的匠藝，而是表現我們這個時代的具有文獻意義和詩意境界的書法藝術！同時告訴人們，詩文的創作也是書法成家的一個門坎。

如果上述主要談了文學對書法的意義的話，我也深感書法對文學的意義也同樣存在被忽略的現象。這個現象可以從大量作家對書法的介入層次可以看出來。當今的中國，由于傳統文化的魅力所致，各行各業人士，從少年兒童到革命老干部，從工人農民到演藝界明星，都紛紛拿起毛筆投入到當代書法熱潮中來，尤其是社會名人、演藝明星書法大行其道，一定程度上可以把這看成消費性娛樂。但是，作為高端文化的作家、詩人對書法的介入，則應該有另一種姿態。舉個例來說，當年我曾經分別邀請季羨林、李澤厚、李學勤三位先生為《中國書法》雜志寫書法作品或題詞，他們均堅辭，說自己不是書法家“不能獻丑”。這三位均是當代文化巨匠，並非輕視書法，他們的謙讓恰恰從另一個則面體現出他們對書法的看重。

這在古代亦如此，例如，歐陽修、王安石、曾鞏這些個北宋大文豪雖然均能書，但絕不稱家，只是蔡襄、蘇東坡、黃庭堅、米芾才有書名而稱北宋四大家。今天的不少作家成名之后，也許覺得應該補補課，學習古代文人詩文書畫兼備的榜樣，積極投入書法活動。這當然能在文學界起到繼承傳統文化引導作用，但必須有一種形式技法的基本要求，不能混同于時下流行的以毛筆寫鋼筆字的“老干部體”。在年輕時就下苦功練過書法的著名詩人歐陽江河書法作品的展覽，用作品說話，諸體皆能，點畫和性情皆很融合到位，則是對文學家們介入書法創作提供了一種成功經驗。雖然我們是新文學的創作者，但我們不是切割了傳統文化，或者從外部把傳統文化生硬貼進文學家的身份里去，而是下大力氣學習優秀的經典作品經驗，掌握了書法藝術的創作規律，我們不僅是一個好詩人好作家，也可以是創作出形意兼備好作品的書法家。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我曾經在《中國書法》雜志主持過當代著名作家談書法座談會，汪曾祺、李凖、鄧友梅、林斤瀾、唐達成等先生在座談中論書法口若懸河字字珠璣，難怪他們不僅善書法，他們寫的小說如《金冬心》、《那五》等如此有味道耐咀嚼夠玩味，他們筆下能如此生動描繪具有傳統文化色彩的人物，就因為他們本身在這方面的深厚功力所致。這就如同曹雪芹筆下既有劉姥姥這種下里巴人，和不會詩文的紈袴子弟薛蟠，也有尤善詩文書畫的黛玉、妙玉，談起詩文書畫均頭頭是道。當代青年作家倘若如古人、如老作家一樣也具備這種傳統文化功力，所創造的人物畫卷就會更加豐富多釆起來。

有一種現象值得警惕，即當代影視和表演說唱藝術的某種低俗化，已影響到當代文學人物的單一化和文學語言的粗痞化?？v觀古今中外，皆有所楷?？蓪W。我們可以學習哥德創造浮士德博士這種具有哲學意義追尋的小說人物與作品主題，也可以學習魯迅那樣不帶一個臟字用雅訓的語言描繪孔乙己和阿Q這些低層社會身份人物的性格和靈魂。施耐庵用民俗白話寫李逵這種不識字的梁山好漢江湖氣概，但他寫到圣手書生蕭讓時談起怎樣摹仿流行書家筆跡時，卻是相當地道內行絕不露怯。經典的魅力是永恒的。詩人作家們有深厚的書法藝術這種傳統文化的復合性基因介入，也必將使當代文學同樣以它的多樣性、經典性爭輝于世界。

剛才我在談論書法創作時使用了“寫什么”與“怎么寫”這個詞匯，這本就來源于俄羅斯作家屠格涅夫在討論文學創作中提出來的，后來演變成一個文學理論命題：“怎么寫”與“寫什么”誰更重要？我們從“文革”“樣板戲”只寫工農兵英雄人物的教訓中走出來后，同時也面臨把單一低俗人物化變成有俗有雅的多樣化，讓人們思考“寫什么”中理想境界人物的創造性。文野之分，自古有之。讓我們的文學也能描寫具有高層次、有理想光輝的文化人物，描繪他們豐富的傳統文藝技能與素養，不必在行文中用許多××罵人臟話來刺激讀者，影響青少年，不失為文學多樣化的可行之途。我曾經用“跨界”這個詞談論歐陽江河和于明詮的書法雙人展，但文學與書法其實自古無界限。白話文取代了文言文，並非要徹底拋棄文言文的優雅基因，“墨寫新文學”書法展讓書法作品從美術館回到文學館，是當代書法向傳統的優雅文化的回歸，同時也在呼吁提升當代作家的傳統文化修養，讓文學向傳統雅訓的文辭和多樣化題材的回歸！一位是以詩名世的書法家，一位是以書名世的詩人，他們聯袂舉辦了一個文學與書法的高水平的跨界性藝術展覽，具有文學與書法的雙重意義，堪稱一桌當代文學與書法審美的盛宴。

當然，如果還要說點期望的話，我期望“墨寫新文學”書法展還有第二季、第三季，那時可以更多地增加自書詩文的比例，這樣更個人化的詩文書寫，將更生動、更具體，獲得文與書偕的雙重價值。同時，口語化的白話文書寫較之文言詩文書寫，不管連接詞的大量重復和缺乏音韻節奏感，較文言文書寫有更大的難度，我們期待著某種成功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