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樓主 |
發(fā)表于 2003-11-30 22:54:14
|
只看該作者
關(guān)于眉縣青銅器
訪問劉正教授談眉縣青銅器的研究價值
我:請您談?wù)剢问献搴颓嚆~器和西周史的關(guān)系。
劉:這27件青銅器銘文,有鑄有刻,極為清晰。其內(nèi)容又是圍繞著西周王朝中的單氏族而來。在兩周歷史上,單氏族可謂大名鼎鼎!依據(jù)史料記載,從西周到東周這一家族就出了二位“伯”和八位“公”,數(shù)百年間二十幾代先后為官,單氏族居然長期不倒,權(quán)傾一朝。在西周時代,“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位制度,為西周官制的建設(shè),提供了嚴格的品位基礎(chǔ)。單氏族就成了這一品位制度的典型代表。先說這八位“公”,他們是單襄公、單傾公、單靖公、單獻公、單成公、單穆公、單武公、單平公。兩位“伯”的名字一直是個歷史謎案。因為《左傳》等先秦史書中只說是“單伯”,沒有提到具體的名字。但是,在以前出土的《單伯鐘》和《單伯鬲》銘文中明確說明了一位單伯叫“單(伯)昊生”,一位單伯叫“單(伯)原父”。所以這也就解決了兩個單伯的名字之謎。王國維所說的“二重證據(jù)”又一次得到了驗證。看過《國語·周語》的人一定會有這種感覺:怎么《周語》中對單穆公的描寫遠遠多于西周天子呢?周景王要鑄大錢被他反對、要鑄大鐘也被他反對。足見單氏族在周王朝的特殊地位。這一現(xiàn)象終于引起了眾怒,于是在《左傳·魯昭公二十六年》,他被王子朝指責為“剝亂天下”。在我所收集到的銘文中記載的有關(guān)單氏族內(nèi)容的銅器,在這27件眉縣青銅器發(fā)現(xiàn)之前,已經(jīng)先后出土了40件。加上現(xiàn)在的27件,就已經(jīng)有將近70件了。
我:那么。此次出土的青銅器有何重大價值呢?
劉:在這近70件單氏族青銅器銘文中,其內(nèi)容足以夠成向古今學術(shù)界定論發(fā)起重大挑戰(zhàn)的是以下幾項內(nèi)容:
第一是對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挑戰(zhàn)!
在此次出土的《四十三年逨鼎》銘文中有個史官叫“史淢”。他同時又出現(xiàn)在《寰盤》銘文中。夏商周斷代工程定《寰盤》為“西周晚期厲王前后器”。《寰盤》的制作時間是“佳廿又八年五月既望庚寅”,即厲王二十八年。而《四十三年逨鼎》的制作時間是“佳亖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即厲王四十三年。而夏商周斷代工程定厲王在位為37年(源出《史記·周本紀》)。現(xiàn)在,《四十三年逨鼎》的制作時間“佳亖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和銘文中的史官“史淢”的存在,向厲王在位37年說提出了挑戰(zhàn)!所以,在眉縣青銅器出土后,李學勤先生和李伯謙先生等人就公開宣稱《四十三年逨鼎》的制作時間是宣王晚期(即宣王43年,見2月24日《北京晚報》報道)。因為他們定宣王在位為46年。如果真是那樣的話,“史淢”的年齡可能就要超過一百多歲了!而且,按照夏商周斷代工程所公布的西周金文歷譜,公布了宣王時代的十件標準器。如果《四十三年逨鼎》的制作時間是宣王43年的話,按照夏商周斷代工程所公布的《伊簋》銘文中的“唯王廿又七年正月既望丁亥”為“正月庚申朔,丁丑十八日”的話,那么到了“佳亖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日就是“癸未”(初十)日,和“既生霸”有一定時間距離差。而且, 更重要的是《四十二年逨鼎》的制作時間和《四十三年逨鼎》的制作時間并不能前后銜接。因此,必須解決夏商周斷代工程所公布的《伊簋》銘文中的宣王(“唯王廿又七年正月既望丁亥”)27年元月十八日和這里的宣王43年六月十日之間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有意思的是:按照夏商周斷代工程所公布的夏代年表,則夏代少康的在位年限就超過了120年!眾所周知,夏商周斷代工程所公布的歷史年表,遭到了以美國芝加哥大學終身教授Edward Shaughnesy教授和日本東京大學平勢隆郎教授等人為代表的國際著名先秦史家的反對。為此,以著名歷史學家、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學勤先生為首的四人專家組專程到美國,和Edward Shaughnesy教授等人展開面對面的對話。《中國文物報》第1015期上為此曾經(jīng)專門刊發(fā)了一整版的有關(guān)報道。對話以李學勤先生的提前告退回國而中斷。而且,不久以前,當我的這位洋朋友則攜妻帶女的專門來到了中國時,卻沒有得到官方的學術(shù)性接待和報導。
第二是對《世本》和《路史》的挑戰(zhàn)!
古代有兩部有關(guān)上古歷史的著名而又權(quán)威的輯佚書叫《世本》和《路史》,書中主張第一代單公是周成王封自己的少子“臻”于單地才開始的。李學勤先生以前也是這么主張的,當然,現(xiàn)在他已經(jīng)修改了觀點。如果第一代單公早在西周文、武王時期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那么,單氏族可能是加入反殷大軍的周所屬國之一,而不是什么受封在此。誠如是,則楊家村就有可能是單氏族的發(fā)源地,而非受封地。而且,傳統(tǒng)的二伯八公之說明顯受到了挑戰(zhàn):出現(xiàn)了比二伯八公還要早的真真正正的第一代單公!
第三是對“歷人”一詞定論的挑戰(zhàn)。
古今有不少學者主張“歷人”是“人鬲”或“櫪人”,指奴隸。但是,具體含義為何并能成定論。現(xiàn)在看來,通過此次的《四十三年逨鼎》中的“令女官司歷人”的銘文來看,對古今的這一定論還有繼續(xù)檢討的必要。
我:那么,關(guān)于此次出土,報道已經(jīng)很多了。你對這些報道有何評價?
劉:青銅器的出土,迅速震驚了國內(nèi)外學術(shù)界!一些不實和外行的報道也同時出現(xiàn),有的居然出自我們的專家之口!比如,有的專家在西安接受記者采訪時就聲稱因為這27件青銅器的出土“數(shù)位周王得改叫法”。理由之一是在此次出土的青銅器銘文中,厲王的名字是從柬”從“刂”的“■”字。我在此特地向我尊敬的這些老專家們說明一下:早在1992年陜西長安縣徐家寨村出土的《吳虎鼎》銘文中就已經(jīng)使用這個從“柬”從“刂”的“■”字來稱呼厲王了。只是當時有關(guān)學者們在釋文中把此字寫作“刺”字而已。現(xiàn)在看來,作“刺”字是不妥的。再如,在《四十三年逨鼎》銘文中明明白白說到“乃令女官司歷人”,可是在所有報道和現(xiàn)場解說詞中都大談特談逨“長期主管周王朝的林業(yè)和漁業(yè)”!甚至在新加坡的《南華早報》和《千龍新聞網(wǎng)》上居然說“青銅器國寶引發(fā)考古熱潮,提出從未記載的孝王”?!這一消息的作者可能連《史記》也沒讀過吧,起碼沒有學過中國通史!因為史書中對孝王存在的記載是明明白白的。請原諒我對新加坡人的中國史知識要求過高。
關(guān)于所謂的“列鼎制度”問題,即西周王朝規(guī)定的根據(jù)使用者身份的不同所使用鼎的數(shù)量也不同。最高是九鼎,最少是一鼎。它是周禮的一種體現(xiàn)。所以清代大學者阮元就曾說過“器者所以藏禮”這句話。這次卻同時發(fā)現(xiàn)了十二件鼎,而且也沒有以往的與鼎相配套的簋的出土(即鼎的使用和簋的使用是奇偶搭配的)。其中,十件鼎的紋飾全一樣,有的學者提出:可能說明了這十件鼎是分成兩套來使用的。但是,“列鼎制度”和“鼎簋奇偶搭配制度”是否適用在窖藏保存中就成了新問題。比如,這次出土的《逨盉》就高48厘米重12公斤,有的報道為此就提出了當時人們的酒量問題——這和西周王朝的禁酒傳統(tǒng)是極不相融的。在《尚書》中就有《酒誥》一篇,西周天子正式宣告“無彝酒”,即不可酗酒。因此,實際上,在西周時代,盉這種銅器至少有三種用處:盛酒壺,加水以調(diào)節(jié)酒的濃度的兌酒器,裝水的洗手器。因為盤是盥洗用器(相當于洗手洗臉的盤),所以它常和匜(相當于水瓢)或盉搭配使用。所以,此次出土的這件《逨盉》,我認為如果不是和《逨盤》搭配使用的,就是用來兌酒的,而不可能是專用來裝酒的。可惜在現(xiàn)場解說詞中只說明是酒器,未免有失偏頗和誤導讀者。《逨盤》的出土,標志著西周青銅器中“四大重盤”概念的正式出現(xiàn):《散盤》、《墻盤》、《逨盤》和《白盤》。從此以后,“西周四大重盤”就成了研究中國上古歷史和思想和制度必須予以注意和解讀的史料。大規(guī)模的鑄造青銅器的活動,使得原料來源成了一個重要問題。而當時中國最為重要的產(chǎn)銅基地是湖北和安徽一帶。其中又以湖北為最多。所以,相應(yīng)的也就使當時湖北地區(qū)的楚國成了兵家必爭之地。在周代,甚至西周天子昭王前來征戰(zhàn)時就淹死在湖北的漢江。在西周青銅器銘文中,征討荊楚也就是很常見的戰(zhàn)事了。除了此次出土的《逨盤》之外,還有《令簋》《過伯簋》《墻盤》等幾十件。在《詩經(jīng)·小雅》中甚至還有周人罵楚人的詩歌“蠢爾蠻荊,大邦為仇”。頻繁征討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為了獲取銅料。
我:謝謝您的答復。最后,請您對國學網(wǎng)網(wǎng)民說一句。
劉:怎么,你準備在那里刊發(fā)我的這些話?讓我想一想。。。。。。
我:我還為您打引了國學網(wǎng)上的研究文章,請您看看。(劉老師仔細看,用了半個多小時)
劉:公子小白和戰(zhàn)國時代的文章要比我,比那三位專家都高出一丈!晉侯之臣和水電工是難得的古文字人才!其他文章好像是起哄。
我:那您想說的話是?
劉:好吧,我想說的是:忠心地感謝楊家村五位愛護國寶、遵守文物法的農(nóng)民!在我們記住了單氏族的名字之時,也讓我們記住他們的名字吧。他們是:王寧賢、王拉乾、王明鎖、王勤寧、張勤輝。作為一名研究殷周金文和古典文獻學的專業(yè)學者,我向他們深鞠一躬,表達謝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