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廷華]漫漶無稽的“大國學”——《季羨林口述歷史》讀后

書法在線

漫漶無稽的“大國學”
——《季羨林口述歷史》讀后

李廷華


       編者按  這是李廷華先生在《書屋》2011年首期發表的評論有關季羨林的文章，可見現在學府教授于文化常識之欠缺。本站轉貼于此，庶幾有益于端正當下的泡沫學風。


        在版權頁上標明于2010年10月出版的《大國學》，早在9月初就上架北京各大書店。距季羨林先生去世剛剛14個月，成書速度堪稱迅疾。據此書整理者蔡德貴先生說明，在從2008年10月13日至2009年6月16日的十個月期間，在解放軍301醫院，季羨林先生和他有過七十五次談話。季先生專門請曾經寫作《季羨林傳》的山東大學博士研究生導師蔡德貴前來北京，開宗明義就是記錄并寫作他的口述體自傳，并且為此出具了委托書。遺憾的是，季羨林先生沒有看到這本書面世就離開了人世，對于此書的一切褒貶他是無法得知了。

        我在拿到此書的第一時刻，就瞥見護封上的黑體大字：“這些口述歷史是國學大師季羨林留給我們的最后箴言”。季先生不是在生前專門聲明他絕不接受“國學大師”這頂桂冠，必須取下才得安心嗎？當初看到這個聲明，我并不認為是季羨林先生矯情，作為一個資深學者，他知道桂冠并非越多越好，倘尺寸不對，風吹落帽，空遺孟嘉之嘲，亦非其愿。顯然，這個“國學大師”是“實錄”整理者的追加，并非季羨林先生自認。

        整理者將書名定為《大國學》，以寬泛之名避指實之嫌，用心可憫。季羨林先生不承認自己是國學大師，并非自認與國學無涉，如果以“有關中國的一切學問”定義，那么，這個“大國學”是很多中國人都可以談的。這里，我們不妨從常識的層面看看這部《大國學》的內容。

        季羨林先生在和蔡教授談話之初，就確定此書宗旨為“假話全不說，真話不全說”。讀者當然希望看到季羨林先生在生命最后時刻說了些什么。通讀之下，最顯豁之處，此書比較以前季羨林先生諸多回憶性文字，是將他心目中的幾位老師作了最后定位。早年在濟南讀書時和在國外求學時的一些老師，早已逸出一般讀者視野，最讓季先生多次談及并且反復斟酌，他認為自己的恩師為三人：陳寅恪、湯用彤、胡適。季羨林是陳寅恪介紹到北京大學的，在東方語言學研究方面，他們的學問路徑也接近。湯用彤則是任命季羨林為北京大學東語系系主任的主要決策人，以后，季羨林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也應該算是文科教授在這一位置的傳人。至于胡適，曾經對季羨林的文章有過評價，在其北京大學校長任內，與季羨林相處和諧。這三位都是前輩，在季羨林先生最后的日子里，感念之傾，奉為恩師，當屬人情之常。蔡教授聽季先生談恩師時，專門問了一句：“那么吳宓算不算？”季先生說：“不算。”后面有一段省略號，可能是季先生還說了些什么，也可能屬于“真話不全說”的部分。反正吳宓在季先生的最后時刻未能與陳寅恪、湯用彤、胡適共列于沒齒不忘。

       關于吳宓，季先生歷年來曾經有過多次評論，最早見于1978年吳宓去世不久，季羨林與朱光潛、馮至、李賦寧等多位外國文學研究學者向中共中央統戰部寫信，要求為吳宓平反。季羨林還在《第一次吳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的序言里回憶自己以前以進步學生自居，批判過吳宓先生的保守主義，經過多年運動折騰之后的反思，認識到先生為保護中國傳統文化的努力是正確的，錯的是自己。就在臨終前不久聲明自己不是國學大師的那篇文字里，季羨林還談到，“真正的國學大師應該是王國維、陳寅恪、吳宓”。以筆者看來，吳宓的學術成就，還不能與王國維、陳寅恪兩位相提并論，季先生對吳宓的這次評價，可視為一時興到語，完全有修正或收回之權利。但是，吳宓一生于真理學業的從善固執，對中國傳統文化護衛的不遺余力，可以說是一個文化行為的大師。余英時先生在讀過《吳宓日記續編》之后評價說：“半個多世紀以來，大陸知識分子中真正具有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應該是陳寅恪和吳宓。”這應該是肯綮之言。季羨林先生享壽亨泰，于前輩學人凋零之余，以其人望，對社會文化諸端頗多建言，其中關于改變學校教育中重理輕文趨向的建議，直接面陳于高峰，并得接受。晚年更以倡言“天人合一”、“和諧論”與治國經綸吻合，飲譽獨高，一時有“國師”之謂。以知識分子的代表而受優渥，先生固可以自慰。翻檢前籍，不難發現，正是吳宓先生，在其早年受學于美國人文主義學者白璧德時期，就對中西文明多所比較，在以后幾十年學術生涯里，雖經顛頓崎嶇，堅持認為中國文化之優秀部分，正是改變已然彌漫全球以物質至上為顯鵠的社會發展弊端的良方。以后，吳宓與陳寅恪的多次通信交談，對中國文化和社會面臨的問題危機，闡述侃切，特別是1961年吳宓從重慶往廣州，與陳寅恪夤夜長談，指出中國社會及文化之出路關鍵在擺脫蘇、美兩敵對陣營之桎梏，以本國文化為基礎，走自己道路。這樣近乎“老成謀國”之言，雖然只是兩位學術老人的私語，也可以看作中國有良知的文化人的共識，且已在社會變革和文化變衍中證實其先見。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們是幾乎一個世紀以來表現出中國知識分子文化良知和心靈智慧的先知先覺。季羨林先生晚年一些有價值的文化表述，其實正是兩位老師濡染所致。如果說，進入清華大學，是季羨林一生命運的轉折；胡適、湯用彤應該是他就業后的同事和上級，陳寅恪可謂其私淑。在整個大學期間，吳宓一直是季羨林的業師，而在辭世之前，季羨林不以吳宓與三人同列，他人自難置喙，但其中幽微，也頗可發擷。吳宓先生當年所處的話語環境，和今天難以比較，但是，《吳宓日記》及續編，則是真話全說，全無顧忌。他評價過幾乎有聞有感的一切事物和人物。以湯用彤為例，他們是留學美國期間最好的朋友，又是以后創辦《學衡》的同道，吳宓在日記里詳細記述過湯用彤在他遭遇婚姻煩惱時的侃切勸告，宛然一忠厚長兄。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后，湯用彤做了北京大學副校長，還是全國人大常委，可謂與時共進，吳宓則對很多世事有煩言，對于緣時際會者流，也在心里瞧不起。1961年他在廣州與陳寅恪長談之后，又乘火車到北京，這是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以來吳宓首次回返北京，與很多同事及學生見面暢敘別情。其間，湯用彤讓兒子湯一介來請吳宓去家里吃飯，吳宓竟未去。以多年故友論，吳宓此舉近乎絕情。幾年后湯用彤在醫院逝世，吳宓遠在重慶，他記下了從報紙上看到的湯用彤追悼會的隆重。幾天后，他又記下了從友人處得知的湯用彤的死因，是在住院時聽得外面游行隊伍高呼口號，湯先生也從病床上起來跟呼，一時心腦血管病發而不治。《吳宓日記》及其續編，已經是問世多年的公開出版物，其中的真實性和豐富性，可謂現代學術人物之繪聲留影。其最寶貴處，還在于下筆之傾，不以時風為權衡，全任精神之驅遣。比較《大國學——季羨林口述歷史》，何為狂狷，何為鄉愿，豈待細擇耳。

        季羨林先生曾經不無感慨地說過，生活把他變成了一個社會活動家和到處出場的演員。他曾經意識到自己學者品行的異化卻沒有真正抵制，而是隨波逐流甚至優哉游哉。在《大國學》一書里，隨處可見大言漫漶的“海行言語”，比如：該書36頁，季先生說：“孟子不是個思想家，……我覺得朱子比孟子偉大，孔子之后中國最偉大的思想家就是朱熹。”朱熹當然有偉大之處，但其如何就比孟子偉大，季先生有多少知解呢？先生自謂：對朱熹文集也就是“大體翻了翻”。這讓后學小子額頭沁汗，季先生盡管確實不是什么國學大師，但在自己的專業領域里一貫有樸質嚴謹之名，在談到中國思想學術如此重大問題時竟如此輕率，這將造成怎樣的文化影響？ 還有一些話題，比如，在該書396頁記錄2009年第六十六次口述時，回答蔡德貴的問題：“為什么不愿去美國呢？”季先生說：“我瞧不起這個國家，我認為美國沒有文化。”這也突兀過甚。季先生最為朝野稱道的理論，其中有謂：“用人文精神解決人際關系”。這個人際關系，難道不包括群族關系？不同文化不同制度國家之間的關系？一個“瞧不起”概而言之，那個人文精神又跑到哪里去了呢？
        
        一言以概的絕對化而非探幽索微的科學化，在這部《大國學》里比比皆是。人之好壞，本來在不斷變化中，也難言絕對之好壞。季先生則說：“我活了100年了，從壞人變好人，我沒有碰到。好人變壞人，老實說，也沒有碰到。”（192頁）季先生屢屢談及尊孔甚至祭孔之重要必行，孔夫子和季先生同為終生教育家，傳播孔子思想千百年的《三字經》開言即云：“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講的就是教化的作用。當代話語也有謂：“好制度可以讓壞人變好，壞制度可以讓好人變壞。”季先生在大談“用人文精神解決人際關系”的同時，又根本否定在復雜的人間社會里人的精神即“好壞”的變化。這著實讓人讀出悲哀，先生到底還有相信的什么呢？絕對化觀念之下的對于人類的悲觀，在季先生的最后口述里，觸目可見：“文革……參加的人都是中國人中間的敗類。”（285頁）中國參加過“文革”的大概有億眾之數吧，季先生自己，難道沒有“參加”么？在讀到這些之時，對季先生的思想，有了一個印象，在樸質的外表之下，在好好先生一般的溫和之下，先生精神里其實頗多與世沉浮的實用主義因素。考其由來，季先生曾經多次談到：他的留學德國，主要原因是運氣，而要取得博士學位，以后有口好飯吃，則是內在動機。這些話，固然有樸實無華的一面，但比較胡適、陳寅恪、吳宓這些為精神追求而經磨歷劫的學人，犬儒主義也忒明顯。所以，季先生有農民的勤勞，卻缺少理想主義者的執著；他也經常講一些實話，卻從來不曾為此付出代價；他一生都在寫作，“拾進籃子都是菜”，卻難以給人提供真正嘔心瀝血而出的精神食糧。

        即使在知識記憶層面，這部《大國學》也是錯漏百出，這里面，有些是被奉為國學大師的季羨林先生之誤，有些，則是實為博士生導師的蔡教授之誤。姑舉數例言之。

        24頁注釋4：“吳宓生于一書香門第，其嗣父吳建常曾任靖中軍秘書長”。靖中軍應為靖國軍，此或為手民之誤，可置不論。

        61頁，蔡德貴問：“他是魯迅的第幾個兒子？”季羨林：“就這一個兒子，許廣平生的。”魯迅唯有一子，不是秘聞。蔡教授不知，其常識遠遜于一般文學愛好者。無獨有偶，315頁季羨林談到北京大學的“三沈”，蔡教授就主動接話：“三沈還有沈從文？”，這次是季羨林糾正說：“（那時）沈從文還不是教授，他到不了。”曾經出版過《季羨林傳》的蔡德貴教授，連新文學運動時期北京大學著名教授沈尹默兄弟與后來因小說寫作成名而入大學教書的沈從文尚分辨不清，這個學人傳記能寫出什么味道來呢？以后，蔡教授還提出過更加可笑的問題，359頁：蔡問“中文系還有個王瑤，他比王力資格老嗎？”季老真正好脾氣呀，對這個博士生導師循循善誘，說“王力是老前輩啦”。若教錢理群、陳平原這些王瑤弟子看見，是該笑還是該哭呢？這是一位畢業于北京大學的教授級傳記作者在和他們北京大學的頭牌教授季羨林談該校歷史人物啊！所謂名師出高徒，此際恰成諷刺。季羨林先生在實錄里還屢屢強調北京大學的全國最高學府地位，其實學府不論最高次高哪怕不高，學府里出來的教授學者寫文章談問題要追求準確，庶幾傳道授業解惑。蔡教授之顢頇，或者還真出于季先生之漫漶。  

        340頁，季先生說：“劉文典當過安徽大學校長，蔣介石打過他一個耳光子。”蔡教授接道：“這個校長夠窩囊的。”他們不是才在感嘆中國知識分子的士氣嗎，季先生反復談到禰衡的擊鼓罵曹，蔡教授也在注釋里一注再注，到底什么是 中國文人的“士氣”，顯然聞之甚稀，難免說之未恰。劉文典還曾經當面罵蔣介石是新軍閥呢，如此好例，怎么就這樣糟蹋掉。

        376頁注釋2：“1948年2月20日林彪、董必武、羅榮桓、薄一波、聶榮臻、葉劍英在北京飯店舉行盛大集會，招待在北平的各界民主人士。”這樣的注釋，不憚篇幅，卻把日期寫錯，1948年2月，北平還在傅作義占領下呢。季羨林先生說在中國學問里，他最喜歡的是考據。所謂考據的要義就是對事物表述的準確要求，《大國學》里隨處可見的知識訛誤，全然有悖于考據精神。

        404頁：季先生和蔡教授談到自己吃很多東西過敏，扯到“文革”期間，“那個芒果和毛主席什么關系啊！”蔡教授立即接話：“老撾給毛主席的禮物。”季羨林說：“對，就這個東西。”那時候全中國各大城市，敲鑼打鼓迎接毛主席轉送北京工人宣傳隊的巴基斯坦總統贈送給他老人家的芒果，吾輩那時候已經上山下鄉，不知道算不算還在參加“文革”？但是，報紙上連篇累牘的報道，總還記得。“文革”固然該反思，但記錄應該準確吧？季羨林先生多次感慨國人健忘，“文革”那樣的歷史災難怎么就再不提。如果連毛主席轉贈芒果這樣的顯例都要弄得撲朔迷離，費后人考據之功，那個真正的精神反思又從何談起呢？

        279頁：季羨林說：“毛主席啊，背的古詩不少，他喜歡三李，李白、李商隱、李煜”。老先生記憶或有誤，但蔡教授一任其誤，毛主席詩詞里“天若有情天亦老”直接來自李賀，怎么變成了李煜？也偶爾有季先生錯而蔡教授糾正的，如呂伯奢被誤記為黃伯奢。但若207頁季羨林說：“唐伯虎因為王后死了，他還在喝酒，被殺死了。死前還在高喊，殺頭至痛也。于無意中得之，不亦樂乎？”接著季羨林就又提到禰衡，說：“中國的士很不簡單，士可殺，不可辱。禰衡罵曹，那就是中國的士。”顯然，師生二人都沒弄清楚，哪有個臨殺稱快的唐伯虎？那不是金圣嘆嗎。就是對禰衡，究竟怎樣評價，二人亦并無的見。蔡教授對禰衡詞條作過兩次注釋，第一次在第4頁注2說：“事實上，原本脾氣火爆的禰衡就是因為動不動罵人，而使他更難控制自己，最后還因此喪命。”在223頁的 注釋里又將禰衡故事講說一遍。詞費如此，究竟這個禰衡算是個什么人，也還在莫衷一是。

        臧否人物在這本《大國學》里占了很大分量。季先 生在開談之際就說，這里有很多以前他沒講過的東西，其實，多是些對去世人物的皮相之論。比如談到李一氓，僅以一次共同出訪時的印象，說他“從來不笑，不讓人喜歡”。這樣不著邊際的閑話，也標目為“箴言”，未免輕率吧？言及丁玲，說她“身體挺胖的，胡也頻結果成了她的手杖了。”人家夫妻扶持，有何奇怪？這卻成為季先生對丁玲反復說道的由頭。以后又大談對女性美的鑒賞標準是“白臉、細腰、長腿。”季先生以前正襟危坐，很少談女性，此番“最后箴言”，卻一任滔滔，說這是兩個趣味相近的老頭閑暇聊天驅遣無聊固可，“國學”何辜，被其褻瀆乃爾。

        再看62頁，季羨林說：“錢鐘書比我早一年，五級的。他就是裝模作樣，腦袋瓜是靈。那個上海那一帶的，腦袋瓜比北方的靈。可是也沒有他自己認為的就是天才。所以我們在學校，不但沒有來往，也沒有講話。”錢鐘書去世十多年了，季先生還如此說之，出于什么心理？其實，錢鐘書除卻才高人忌，何曾“裝模作樣”。吳宓早在錢鐘書入清華大學后不久就說過：“總新舊中西學問而論，中國今天最博學者，老輩是陳寅恪，年輕一輩就是錢鐘書。”以后幾十年的事實也證明了吳宓的評價。相比之下，就中國傳統文化學問亦即“國學”而論，季羨林與錢鐘書，相距豈可以道里計。正是錢鐘書的遠去，才落得一班矮人作場。作即作矣，還要唐突賢者，幾十年欲吐難吐之一腔酸哇，仰天而噴，落穢蒙羞者是誰呢？

        通覽《大國學》，很難從中發現真正有益于讀者的精神營養，多的是無謂閑扯，且暴露如此明顯的知識性硬傷和思維欠缺。季羨林先生已經作古，對一部未經他最后審閱的著作是不能承擔責任的，而記錄整理并最后成書的蔡德貴教授，則應該正視。不論怎樣，知識的事情歸知識，我寫這篇文字，正是基于《大國學》傳播之迅速，提出這些問題，是希望我們的圖書市場在炒作大師、炒作國學方面能降點溫，把力氣花在對真正有價值的著作的推廣方面。學府教授在出書作文時亦當自重。

劉正成

::gif88::gif廷華兄又一高論！匆讀之后，我先淺談兩個看法：

      1、季先生口述，未經季先生審閱，所論末必季先生。在下聽季先生的學術淡話也有三、五次，包括私下閑聊，談話聲細小短促，尖銳直言，如批評毛譯東，但是很縝密，很少有離譜的話。如果記錄人真正忠實無誤，這季先生還靠譜嗎？我不太相信。

      2、關于北京大學的評價，必須在時空關系上有分別，那就是有兩個北京大學：1949年以前的北京大學和1949年以后的北京大學：雖然地點未變，教授、教學宗旨、教學理念大變了！北京大學最強的是文科，胡適之、傅斯年這樣的人物已去，究竟有好教授，也沒有領袖人物引路了，如未名湖畔陳寅恪在悼王國維之碑上所稱的“獨立之意志，自由之思想”，已煙消云散，這還叫北京大學嗎？那天看湖南衛視的“天天向上”，劉曉慶做嘉賓，結束前主持人請了男女老幼天南地北各個民族共10個名叫“劉曉慶”的嘉賓出來，與影后并排站立令人捧腹，便是此義。你看看，現在全國各地有多少大學在辦人文學院，而北京大學的中文、歷史、哲學三科仍然叫系，不叫院，何其凋敞乃爾。筆者最近去了臺灣暨南大學講學，讓我感覺與同名同姓的廣州的暨南大學大異其趣。例如臺灣有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等等，實在令人有真假李逵之慮。

水水水水水水

李廷華先生的文章寫得及時！劉正成先生補充得好！未經季羨林審閱的“口述自傳”可信度不高！

陳仲明

廷華兄又一高論！匆讀之后，我先淺談兩個看法：

      1、季先生口述，未經季先生審閱，所論 ...
劉正成 發表于 2011-1-13 17:00

言之切！

陳仲明

回復 1# 書法在線

廷華先生，未經許可，轉載了。
可以嗎？

六月雪

李廷華先生妙文高論，值得讀后三思。
劉正成先生也一語道的，讀之稱是。
另：陳寅恪悼王國維文碑現立在清華大學，未名湖沒有，北大何處見“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呢？

雨園主人

仲明兄:已經公開的文章,感謝您轉載.

雨園主人

季老以前不乏侃切之言,若對老同學胡喬木建言正確對待1986年學潮.1989年之后說現在分辨好人壞人有個標準,倒霉的多是好人,升官的多是壞人.那時他心中有個標準,就是民主和正義.以后的東方文化主導論,本繼承于涇陽義寧二先生,但時移勢易,已趨別解.宵小輩本不識文化保守主義之精義,假季老以售其私.則當今學術泡沫之甚也.

六月雪

陳寅恪寫的悼念王國維的碑，也就是王靜安先生墓碑，現立在清華一教北側，小山包下。此碑由梁思成設計、陳寅恪撰文、馬衡篆額、北大林志鈞教授書丹，雖然被譽為“四絕”，列為“寶”，但亦冷清更被遺忘。
但我們不應當遺忘：
《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
     海寧王靜安先生自沉后二年，清華研究院同仁咸懷思不能已。其弟子手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僉曰，宜銘之貞珉，以昭示于無竟。因以刻石之詞命寅恪，數辭不獲已，謹舉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
     其詞曰：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于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秋官

系統讀了正成老師訪問臺灣的系列文章，文學氣韻、學術風骨兼具，又點出了國內學術界、書法界存在的很多問題，這樣的水準，太多人文學科的教授都不具備。
深表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