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正成）英倫行十四：國家美術館名品

劉正成

[這個貼子最后由書法在線在 2005/10/23 00:26am 第 2 次編輯]

leonado da vinci 1  達.芬奇6件。


                       （劉正成）英倫行十四：國家美術館名品
                             ---一百年內中國沒有油畫大師

    國家美術館在倫敦特拉法爾加廣場的正北方向，相當于北京天安門廣場正北方向的故宮博物院。這里也不收門票，終日人如潮涌。我去過巴黎盧浮宮和奧塞美術館，也去過梵迪崗博物館和荷蘭凡.高博物館等許多歐陸美術館，這些博物館的許多藏品其實在國內的出版物上都見過。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英國國家美術館的藏品卻在國內罕見。我匆匆擠過這里迷宮似的展廳，從達.芬奇、拉斐爾，到威尼斯畫派、英國山水畫派、法國寫實派、前期印象派，直到塞尚、高更和梵.高，我驚喜、激動，直到筋疲力盡而離開。
     我行走在霓虹燈漸漸亮起繁華的邦德大街時，一個想法突然冒出：一百年內中國沒有油畫大師！理由是：
    1，中國沒有油畫的歷史，沒有歷史便不會有歷史性人物；
    2，中國的油畫還處在“譯經”階段。如果用佛教輸入中國的歷史作比較研究，現在的中國油畫還處在鳩摩羅什的譯經階段，還沒有到初唐的玄奘，直到慧能創禪宗成大師，中國佛教己經走了四、五百年的路，中國油畫要出慧能這樣的大師起碼還得一百年。
    3，中國沒有油畫的受眾與環境，且不說中國民眾，就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也沒有幾個懂油畫，許多理論家們只能不斷重復“具象”、“抽象”的偽繪畫審美理論，根本無法進入光、色、調子、筆觸等藝術層面的審美描述，就象西方理論家也基本不懂中國書法審美的真諦一樣；
    4，中國向西方油畫取經者，要么一知半解就打道回府，如顏文良、徐悲鴻、吳冠中而改弦更張，要么被同化，如趙無極、朱德群、劉國松，最等而下之是被商業化，如丁肇光、陳逸飛。中國沒有油畫界的唐玄奘，如何多苓不出國，陳丹青這樣的準大師終于沒有取到真經而返，皈依于唐伯虎；
    5，中國的幾十年國展的主題繪畫害死人。去看看中國美術館的館藏油畫吧，登峰造極是文革油畫，比起歐洲中世記的宗教繪畫還差老鼻子遠哩，別說沒有達.芬奇與拉斐爾的色彩，更別說高更與梵.高了。有人批評，中國的行政領導只懂得畫的人物“像不像”，所以選了一位肖像畫家當中國美協主席十多年，這個批評并非毫無理由。
    6，中國權威性美術刊物仍籠罩在中國五十年代的“現實主義”迷霧中，用政治社會學觀念去圖解俄羅斯巡回畫派的審美特征，以為用標語口號就是政治方向。退一步講，中國就是出現了塞尚、梵.高，誰會承認他是大師？他能當上中國美協主席，用通俗的方法告訴老百姓“他是大師”？
    7，中國的美術學院已經基本上商業化了，幾乎都可以改名為設計學院了，因為這賺錢！
    當然，請大家不要誤解，以為我反對油畫，以為我認為中國書畫最高。其實，中國畫與中國書法更糟，一般來說，從人物到作品，素質與油畫界更不可同日而語，此容當另論矣。親愛的網友們，當您瀏覽我給大家介紹的這些英國國家美術館的作品后，我想我們一定會找到許多共同語言的。
                                       甲申除夕前二日補記于二味石榴堂

補記：
    剛剛讀到2005年第10期《美術觀察》雜志，有一個專題叫《專家談：中國畫家為什么不愛看國外美展了？》，由美術評論家王鏞，畫家楊飛云，社會學學者王銘銘共同指認這是中國當代美術的嚴重危機。其論深合我心，並幫我找到了“一百年內中國沒有油畫大師”命題的上好注腳。
    王鏞先生認為，中國畫家之所以失去改革開放初期中外美術交流的熱情，原因在于西方美術作品及其觀念的涌入，使中國畫家不知所從，不知是學古典、現代、還是后現代。他明確提出：一知半解、急于求成，表面模仿是產生上述茫然尷尬的主因，他說：“我們要明白：繪畫語言的轉換并不是簡單的用油畫工具畫我們的風土人情”。其論可謂切中要害。
楊飛云先生是中國數一數二的肖像畫油畫家，卻對這個批評的論題十分感興趣。他認為，繪畫藝術的一個顯著特征，是不可復制。他認為“此時、此地、此景、此心情”所制約的繪畫，必須以觀摩博物館中大師的原作為最有效的方法。通過看畫冊、幻燈片、電腦等間接去學習西方藝術，必將產生許多誤讀。這與我在倫敦國家美術館展廳中倘佯時的心情相吻合。楊先生進而挖到了中國畫家的思想根源：是“責任感、使命感”的喪失！他說：“當一個淺見的畫家只認識到風格就是繪畫的一切時，就會越過其它環節和過程直奔這個結果而去，卻不知此時自己已誤把花樣當風格了！”他認為：“所謂個性與風格只不過是時代共性的特殊存在，一種繪畫風格如果沒有經過文化共識的審美判定，充其量只能成為自言自語式的花樣而已”。中國學習西方藝術的歷史已有百年，如果仍然停留在一個淺表的樣式與效果層面，再走一百年又當如何？
    王銘銘先生在回顧近五十年來的美術史中，十分尖銳地揭示了一個現象：“當藝術上的 泛政治化傾向風光不再，繪畫界出現了一個有社會學向藝術學轉化的絕好時機，畫家們完全可以伺機建立屬于我們民族的藝術體系，但這一進程卻在‘政治化’向‘資本化’的直接遷越中被打斷了！”在當代中國美術界與書法界相雷同的大趨勢下，最高權威學術機構的領頭人士均以“走穴”為創作主要形式時，畫家們能在那樣談價論購的氛圍中去作創作與學術探索嗎？說俗一點，是淘神費力出國看大師原作和學術交流重要，還是到各個“創作基地”去走穴掙錢重要？這在中國藝術家中已成不容討論的事實。這一點在書法界也是如此，沒有報酬的國際交流已缺席代表性書家很久了。
    美術評論家、畫家、社會學家的觀點驚人的一致，使我更看到了中國油畫的悲哀。今天午飯時，曾來德先生談起“中國畫研究院”將改名為“國家畫院”時，我問他：“國家畫院”就意味著有“油、雕、版”了？曾先生說：中國還是中國畫重要，“油、雕、版”可能算不進去。這就更麻煩了，當中央美術學院已經蛻變成了以社會盈利追求為風向的“設計學院”時，未來的“國家畫院”也將排斥油畫、那么，我認為，我所說的“一百年內中國沒有油畫大師”的預測，尚屬保守之論，我們的期待也許會更為長久。
    王鏞先生注意到了蘇立利先生在《東西方美術的交流》中的觀點：
    “人們已經將東西方藝術的交流看作極其平常的事情。
    “東西方美術之間彼此發現奇跡，豁然頓悟的時代似乎已經過去。
    “這一切并不意味著東西方美術的交流已經沒有意義，沒有活力了。事實上，這種交流也許比以往更加活躍，更有力量，更富于成效，它依賴藝術家個人越來越深刻地心理體驗。”
    蘇立文先生的第三句話顯然僅僅是一種期望，是一種感到某種憂慮的期望。中國藝術家的越來越浮躁的心，是不是能感受“越來越深刻的心理體驗”，已經成了一個新世紀的文化危機。
                                              乙酉季秋于二味石榴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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