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正成）英倫行十：大英圖書館-吳芳思（FRANES WOOD）博士訪淡

劉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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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芳思（FRANES WOOD）博士

（劉正成）英倫行色十一：

                   大英圖書館3-吳芳思（FRANES WOOD）博士訪淡
               [color=#8B0000]“敦煌是中國的歷史文化，我們希望中國學者和學生們多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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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2005年1月初，劉正成先生在倫敦大英圖書館查閱敦煌文書等古代文獻時，受到了其中國館館長吳芳思博士的熱情接待。吳博士作為英國漢學家，她出于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熱愛，在許多方面均有其學術建樹。這些，均引起了劉正成先生的興趣，并很高興地接受了劉先生的建議，接受了訪談的要求，她回答的許多的問題，對中國學者和書法家們來說，值得學習和沉思。這個談話用中文完成，唐朝軼根據錄音整理發表，以饗讀者。?

　　劉正成：請問，您作為大英圖書館中文館長多年，您和英國學者以及世界各國學者，對館內收藏的敦煌寫經等重要中國古代文獻與書法遺產開展了哪些重要的學術研究活動？有哪些重要的有關出版物？?
　　吳芳思：真可惜我們收藏的材料很少有英國人用，我是七七年在這兒開始工作的。從那一年開始，我們基本上支持中國學者的活動，也支持好多日本的學者。而且，英國漢學家特少，特別是古代漢語、中國的草書、書法等等，很少有人用。我認識好多中國和日本的學者，比如說中國有張光剛他原來在北大，還有他的學生龍慶祥。還有李學勤來過，他是陪別人來看我們的甲骨文，李學勤幫助把我們收藏的甲骨文都發表。社科院的李學勤和張弓他們來了，這是為了支持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活動，把全部可以收入的東方文獻在中國發表。我自己覺得最重要的是在中國出版，因為英國人他們不懂，對他們來說沒有意思?，F在的中國不一樣了，當時在八十年代，中國圖書館學者對他們來說很不容易買到外文書，他們沒有錢，現在問題不一樣了，而且當時在中國出版是非常重要，可以給中國學者看?，F在，我們把它放在網上，因為我們第一是想讓中國學者和中國學生看看，因為他們都沒有機會到英國來，而且，我們應該幫助他們學習自己的歷史，自己的文化。偶然的原因在英國收藏（笑），中國人用，這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從七七年開始一直到現在，我們的工作都是支持中國學者，英國沒有人研究，真是太可惜啦！?
　　劉正成：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七十周年紀念的時候，有個國際學術討論會，我碰見倫敦大學一個學院的院長，也是個女士，研究青銅器不研究銘文，她研究形制、金屬的含量??！我就跟她談話，說對于中國人來說，研究青銅器最重要的是銘文，因為她釋別銘文有相當的困難，這個研究她就放棄了，她就從圖案、設計、金屬含量這方面去研究，這方面又是中國人不太注意的，這樣會互補，由我們來研究它的銘文。因為我們關注是不太一樣，現在中國的考古發掘里邊，確定一個城市，或者確定一個方國，最重要的三個條件，是城、金屬器和文字?，F在我們大量出土的東西缺乏文字，比如三星堆就沒有文字，金沙遺址也沒有文字。沒有文字有個什么問題呢？其實中國甲骨文之前，大量的文字是存在簡牘上面的。而簡牘容易毀壞，到了新石器時代出土這些木器都變成泥土了，它必須用一種固作劑把它固定以后才能保持它的形狀拿出來。所以，實際上中國大量的文字是在簡牘里邊?！拔┮笙热?，有典有冊”，在甲骨文時代以前，就有很多簡牘了。這個文字，在中國史前考古發現里邊是很難看到。但是，文字在中國考古中間很重要。?
　　吳芳思：最近圣誕節的時候，我在上海博物館，他們有一個展覽，包括法門寺的國寶。我自己覺得法門寺的東西很美麗。那個陶瓷是非常重要，而最重要是那塊石頭（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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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正成：是不是唐代的那個紀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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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芳思：對。我覺得帶文字的這塊碑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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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正成：中國的考古學和西方的考古學有點不同，西方的考古學具有人類學傾向，它主要是用拉網式的調查方法；中國考古學具有歷史學傾向，它的特點是通過古代文獻的記載去找這個出土物?，F在許多遺址的考古發掘證明中國的古代文獻是很有用處的。你根據文獻的提示，去安陽或者二里頭遺址，你就能把它大致的東西找出來。?
　　吳芳思：我們歐洲人早就沒有文字，所以方法就不一樣了。（笑）?
　　劉正成：我那天去大英博物館看羅塞塔石碑，如果沒有那個石碑的話，埃及的文明就沒法解讀了。所以文字太重要了。那全靠法國人，我原以為羅塞塔石碑是在法國，那天到了博物館我第一眼看見的就是羅塞塔石碑。?
　　吳芳思：原來是個法國人發現的。?
　　劉正成：對，尚博羅——拿破侖攻占埃及的一個隨軍醫生。那是因為拿破侖在滑鐵盧戰敗了以后，被英國軍隊作為戰利品拿回英國來的。但是，現在保存的很好。九十年代初，我在香港拜訪饒宗頤先生的時候，他就告訴我羅塞塔石碑很重要。當時他沒給我把圖片找出來，后來我通過別的書上找到這個石碑了。所以，文字在中國的考古和歷史學研究中間太重要了。?
　　另外，我還想問一下，你作為一個漢學家，也有重要的著述問世，你也應邀到中國參加有關的學術活動，你進行那些課題研究？還有什么新的課題研究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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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芳思：我開始學漢語的時候，我覺得我選擇好，我六十年代底開始學。?
　　劉正成：在哪里學的？?
　　吳芳思：開始在劍橋大學學漢語，七五到七六年，在北大學了一年。而且這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年。（笑）我學習的時候，訪問中國是有困難的，因為文化大革命。而且，我發現中國文化那么豐富。我自己沒有研究過一個題目，我發表了關于各種各樣的題目，關于上海和天津外國人的生活，你知道在天津和上海都有租界，我寫了一本書是關于中國的租界。出版了一本《中國旅游指南》，而且專門去訪問哥窯，這是關于中國歷史，不是現在的飯館或者旅館，是專門研究中國文化的。還有一本關于馬可·波羅他到過中國沒有？中國人還是很感興趣，有人反對我的看法，但感興趣。我也發表了一切關于絲稠之路，關于斯坦因他怎么發現、他發現了什么，他跟大英博物館的關系？斯坦因是很奇怪的一個人，我覺得他是很重要的一個人，他跟人的關系很不好，因為他拼命做自己的，為了自己的考察等等，別人他不管。常?？梢钥吹酱笥⒉┪镳^的檔案里面有人說，斯坦因又要來，他們害怕他，因為他說，我要那個，我要那個，我需要這個，我需要這個。要是他們說不方便的話，他就不中意。用今天的話說，不太會處理人際關系。所以，我發表了一兩篇文章關于斯坦因。最近我寫了一本書，關于中國北京的故宮，在春天要出版。我現在正在計劃寫兩本書，我要寫一個關于中國明代歷史專家吳晗，因為他的歷史和他的政治經驗是挺有意思的。另外，我還準備寫一本中國文化對英國的影響，特別是早的時候，十七、十八、十九世紀，中國人對英國有什么影響。我們這個收藏的書，有的是比較早來的，有的是十六世紀來的。所以，早的關系要寫。我自己要是在一個大學工作，就應該選一個題目，不做別的。但在圖書館里，因為我們有各種各樣的書，可以寫這個，寫那個。?
　　劉正成：研究吳晗的話，最近有一點背景資料。你可以看一下，就是章詒和寫的《往事并不如煙》。那個書，寫了一點吳晗。?
　　吳芳思：??！這個我不知道，請你寫一下。（劉正成寫下：國內大陸版是《往事并不如煙》，香港版是《最后的貴族》）?
　　劉正成：章詒和是章伯鈞的女兒，她回憶的都是文化名人，其中包括吳晗，吳晗他們當時批判章伯鈞，后來又怎么被別人批判。?
　　吳芳思：哦，對，對（笑）。?
　　劉正成：章伯鈞是中國唯一的兩個沒有平反的右派，她女兒為父親平反了！她這本書寫的文字也是非常漂亮！現在是最暢銷的書！我回去就給你寄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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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思文：太謝謝了！我不是敦煌學的專家，但是我是一個照顧敦煌學者的專家。?
　　劉正成：圖書館學在中國是一個重要的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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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芳思：我自己沒有學圖書館學，我只是學了漢語。照顧漢語的書和學者。我們的敦煌學者，他們常常不會一點英語。因為，學敦煌的不需要。所以，他們到這兒來，我們給他找房子，幫助他們每一天的生活，但是我們很高興這樣做，而且我們有很多的經驗。?
劉正成：國內學者李學勤，因為他英語好，所以他研究文獻比較方便。饒宗頤先生也是這樣。?
　　吳芳思：對。李學勤英文很好，他來這兒好幾次，我們有很好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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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正成：饒宗頤先生的英文和法文都比較好，所以他對敦煌學、甲骨學的研究很有建樹。剛才，你其實也給中國學者說了很多了，借此機會，您可以向關心敦煌學、甲骨學和書法學的中國學者、讀者再多說幾句話嗎？?
　　吳芳思：我還是很愿意為他們服務，我們愿意把所有的材料在中國發表，讓他們首先看，比如西夏文，上海古籍快要出版，還有上海人民出版社，他們很想跟饒宗頤一樣，發表在法國最漂亮的敦煌文獻，有漂亮的書法等等。我自己覺得，把所有的收集出版，這是浪費紙，應該有人來選擇。這里面的書法是很漂亮的，這個前言還是序也是很重要等等。所以，我希望上海人民出版社來出版這一類書。這是兩個計劃，快要實行。還有我們要繼續把世界上所有的敦煌文獻放在網上，我想春天，俄羅斯部的敦煌文獻要開始放在那個同樣的地址（指國際敦煌項目網址：ＩＤＰ.ＮＬＣ.ＧＯＶ.ＣＮ）。所以，我希望能在電腦里聯合一些分散的敦煌文獻，因為有些文書前邊部分在法國，后邊在英國，以后，他們可以自己全部看，在電腦上。當然，在電腦上看不是最好的方法。有人還是愿意看原件，所以我們歡迎一些人來看原件，當然原件是很寶貴，也很古老，我們有很多是放在一種塑料袋內，這樣我們可以保護原件。因為是中國人的歷史，中國人的文化，所以我們歡迎他們來，特別是年青的學生來看一看。?
　　劉正成：這次我見到吳博士，感觸很深！你是一個英國學者，非常希望中國的學者來看博物館的資料。我來的時候，對能看不看得到這些作品，抱著一種懷疑，所以，你的這番話，這種態度，我一定要把它傳播出去。這可能對我們中西文化交流起到積極作用。原先，我把對中國圖書館的經驗用到國外的圖書館，我在北京工作，關系還是很多的，我自己看東西都覺得有困難，一般的青年學者就更困難了！所以，再一次對吳芳思博士接受我的采訪和對我們的熱情接待表示感謝！?
（在訪談結束之前，我還向她征求意見，問她是否有意接受邀請到北京大學書法研究所的碩士課程班講一次學，她說，時間合適的話，她很樂意去，她說想重回北京大學看一看，那是她三十年前學習過的地方。）   


后記：
她走上北大講堂
    2005年暮春，北京大學書法研究所碩士課程班開學，正趕上吳芳思博士來北京參加世界博物館學會的文獻保護研討會，抽出會議間隙如約來到了講堂。同學們對敦煌學很陌生，敦煌學與敦煌書法書法的淵源與契合點在什么地方，都想聽一聽這個本土英國人的觀念。吳博士還是從斯坦因講起。顯然，中國人和英國人有不同的回憶：在中國人的記憶里，斯坦因是一個洋竊賊，用一種卑鄙的方法，從王道士手中騙走了敦煌寶物。這是在將近百年的歷史中，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漫畫定格。不久前，在網上讀到了一篇署名流沙河的講演記錄稿《中國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國人》，流沙河先生敘述自己童年時“修鳳凰山機場”所見所聞的經歷所得出的結論，令人耳目一新。流沙河先生不是歷史學家，他是否要挑戰經典現代史教材，我不得而知，但我相信他的誠實，因為我曾經是他的同事和聊天的聊友。歷史需要細節，否別將會變成“任人打扮的女子”，變成一種神話。
    吳博士說，斯坦因是一個制圖員，一個測量員，一個考古員。他學會了梵文。他去考察新疆/甘肅的目的有一點復雜。他的地圖、測量工作對駐印度的英國政府很有作用。他的考古活動受到了歐洲文化影響。1907 年3月斯坦因到了敦煌，看見了敦煌石窟，說服王道士而買了幾千件文獻和繪畫。吳博士把斯坦因的行為稱作：“這就是他最大的成就。”她說：斯坦因帶回來了15000多種文獻，有的是10米多長的卷子，有的是小碎片，從5世紀到11世紀。大英博物館和 印度部（駐印度的英國政府部門）給了斯坦因路費，所以，他回來之后，從中國帶來的文物和文獻交給了大英博物館和印度部。在吳博士看來，斯坦因是當時的政治或軍事的目的做測量工作，搞到的敦煌文物又交給了英國政府博物館，他當然不是一個普通的“倒爺”。誰該為這種歷史負責呢？看過我從大英圖書館、博物館拍的作品的個別網友發了十分憤然的跟貼，這當然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有更多的網友更為理性地看待一段歷史，相反對異國博物館珍視、善待中國文物而表示慶幸。這就是做為一個博物館學者所稱許的“成就”。尤其當我們回憶“十年文革”時對文物的毀棄，又豈可同日而語哉！我也曾經說過：在斯坦因去敦煌以前，王道士已經打開了藏經洞，而非斯坦因去挖開的，問題只在斯坦因用很便宜的價格從王道士手中買走了我們今天所視為的國寶。其時，當時甘肅的官員也從王道士那里巧取豪奪大量的國寶，這些國寶后來有的進了國家博物館，有的也不知所終。何況，王道士是慷國家之慨，也將許多錢中飽了私囊。然而，斯坦國從一個博物學者的態度，將自已搞到的文物——編號記錄，緇珠不遺地上繳國家博物館，對這種行為應該有一種更為客觀、歷史的評價。
    吳博士帶來了大量的幻燈片，將大英圖書館所藏敦煌寶藏如數家珍般展示給北大的同學們觀看。同學們很興奮地看這些昔日的國寶，在中國博物館也難得一見的東西，在怎么想我不知道，但我分明感覺到，吳博士這絕非在炫耀當年英帝國的威力，而是一個博物館工作人員一種講解的熱忱。
吳博士作為一個博物館學者，還向同學們介給了俄藏、法藏敦煌文獻的出版情況，還告訴同學們她和她的中國同事正在積極建設“國際敦煌網站”，希望給予一切關心敦煌的人提供盡可能全面、周到的服務。她留下了“國際敦煌網站”的網址，希望大家去上網瀏覽。她在講述“敦煌與中國書法”時，還熱情地告訴大家： “英國國家圖書館的敦煌佛經都拍了縮微照片。當然，黑白的縮微照片不是最好的表現辦法 但如果您想概觀7000多卷的書法特性一定要用縮微照片或者復印本?！?講完課，同學們紛紛給吳博士合影留念，我還特地陪她去了離上課教室不遠處的北大圖書館，吳博士在這個也同樣舉世聞名的圖書館前留了影。飯后，我們還陪同吳博士去了一趟未名湖。在未名湖畔，吳博士一邊深情地觀賞著這里的風物，一邊用并不熟練的中國話向我們回憶起三十年前曾在這里留學學中文的經歷。她對三十年后重新回到這里的講堂來講課，感到很有特殊的意義。我們又在那里留了紀念照，才依依不舍地送走了這位異國的學者和友人。

劉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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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波羅可能沒來過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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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時間：2004-4-10　來源：《深圳商報》　作者：武玉軍　點擊：242次

　　
　　德國學者徐爾曼在《中世紀城市組織》中最早提出馬可·波羅根本沒有到過中國的論證，認為所謂他在元朝17年的歷史完全是荒誕的捏造；另一位德國漢史學家福赫伯則列舉了許多疑點，如揚州做官、襄陽獻炮等加以印證；美國學者海格爾和英國學者克魯納斯、吳芳思等不約而同寫了《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的文章表示質疑。
　　馬可·波羅被公認為是富有開拓精神的旅行家，為中意乃至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的著作《馬可·波羅游記》在西方產生了巨大影響，被稱為世界第一奇書。
　　按書中所述，馬可·波羅1254年生于意大利威尼斯，1271年隨父親和叔父出發，于1275年抵達中國，他在中國17年，深受忽必烈寵信，足跡踏遍大江南北。1292年馬可·波羅啟程回國，三年后返回意大利。1298年他與熱那亞作戰時被俘，在獄中與獄友作家魯思弟·切洛合作完成《馬可·波羅游記》(也叫《寰宇記》)。該書介紹了東方的文明，向歐洲人展示了一個新的世界，很快風靡了全國乃至整個歐洲。
　　然而成書700多年來，人們不斷質疑書中那些夸大和虛構的東西，甚至懷疑他是否真的到過中國。
　　自稱受忽必烈器重但元朝史書中找不到記載
　　德國學者徐爾曼在《中世紀城市組織》中最早提出馬可·波羅根本沒有到過中國的論證，認為所謂他在元朝17年的歷史完全是荒誕的捏造；另一位德國漢史學家福赫伯則列舉了許多疑點，如揚州做官、襄陽獻炮等加以印證；美國學者海格爾和英國學者克魯納斯、吳芳思等不約而同寫了《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的文章表示質疑。疑問集中在以下幾點：
　　1.馬可·波羅自稱在中國17年深受忽必烈器重，但是為何元朝史書中找不到哪怕一條可供考證的記錄？包括他自稱揚州做官三年，揚州地方志里同樣無從考稽。
　　2.游記中敘述的許多地名、人名甚至動物、器件，都使用波斯人的叫法，但是他自稱學會了蒙古語和漢語，并沒有提到也懂波斯語。
　　3.游記中只是描寫了一些“盡人皆知”(吳芳思語)的資料，而當時最富中國特色的漢字、印刷術、茶葉、筷子以及其他極其引人注目的東西沒有提到，甚至沒有提到長城。
　　4.游記中記載混亂、錯誤百出，并且描寫了許多明顯不符合史實的場面。例如他自稱獻拋石機幫助攻打襄陽，實際上襄陽在他到中國前一年就撤圍了。
　　奇怪的是中國史學家們的態度耐人尋味。國學大師錢穆的回答妙趣橫生，或許代表了他們普遍的想法和觀點。他說他“寧愿”相信他真的到過中國，因為他對馬可·波羅懷有一種“溫情的敬意”。因此真正對上述質疑“奮起”進行說明和批駁的，也僅有楊志玖教授等寥寥數人，然而經認真分析，他們的解釋和批駁是站不住腳的。
　　1.為反駁史書中沒有馬可·波羅記載的疑問，楊教授皓首窮經，終于在永樂大典殘片《站赤》中找到一條記載“兀魯得、阿必失和火者取道馬二八往阿魯渾大王位下”與《游記》中記載一致，從而可以證明他是到過中國的。
　　然而用明朝的史書證實元朝的人物明顯讓人難以信服，更重要的是：這條記載中和其他史書一樣沒有提到馬可·波羅的名字，只能說明此事與他的敘述一致，不過是他講述盡人皆知的故事(如遠征日本和王著行刺)罷了，而不能證明馬可·波羅與此事有任何聯系，更不能作為他到過中國的直接證據。
　　2.關于馬可·波羅自稱在揚州做總管三年的謊言，史書和揚州地方志都沒有記載。
　　馬可·波羅的辯護者們辯稱馬可·波羅其時也許只是一個管理鹽務的小官，因為他在游記中寫到了產鹽區長盧、海門和真州，但是揚州地方志中明確記載了元代大小官員，包括外國人的詳盡名單，仍然沒有找到他的記錄。
　　辯護者后來別出心裁地認為后人將馬可·波羅的原話“奉大汗命‘居住’揚州三年”誤抄成了“奉大汗命‘治理’揚州三年”造成了誤會。且不說僅僅“居住”揚州為何要“奉大汗命”，他“居住”揚州三年做什么？而他三年對繁華揚州的印象僅僅是除了出產馬飾外“沒有什么值得一提的”。
　　馬可·波羅沒有記載長城
　　3.關于馬可·波羅沒有記載長城的問題，辯護者認為元長城已經年久失修破敗不堪，況且元長城土木結構并非明長城磚石結構那樣引人注目，沒有引起他的足夠重視。
　　但是金人修建的金長城(也叫金界壕)受戰亂損壞并不嚴重，因為為金人守金界壕的的汪古部后來成為蒙古四子部之一。金界壕東起莫力達瓦旗，經興安嶺、陰山西至呼和浩特，規模宏大。如果馬可·波羅真的游遍中國，必然要數次經過長城，不可能視而不見。而同時代的元名臣張德輝曾記載“北上漠北途中，有長城頹址，望之綿延不絕”；王惲寫道：“恒州西南十里外有北界壕，尚宛然也”。
　　至于茶葉，辯護者們聲稱蒙古人不喜飲茶，因此馬可·波羅對此也無印象。但是實際情況是：忽必烈于1268年開始榷買蜀茶，1275年逐漸榷江南各地之茶，1276年設立常湖等處茶園都提司“采摘茶芽，以供內府”；而8~9世紀西域商人蘇來曼所寫的《中國印度見聞錄》則明確提到了茶。
　　關于漢字書法和印刷術，辯護者們的解釋是馬可·波羅不認識漢字，故對中國漢字書法和印刷術不會做記載。然而當他寫書的時候，尤其是歐洲處于手抄書本的年代，必然會聯想到中國神秘的漢字書法和先進的印刷術，而比他早30年到蒙古的傳教士魯不魯乞卻記載了中國的書法和印刷術。
　　此外，還有筷子、纏足、鸕鶿等，辯護者的解釋更加離奇：17年來，馬可·波羅只用刀叉，沒見過筷子；17年來，他從沒見過任何一個纏足的婦女；他是城里人，而不是漁民等等，而其他外國人如曼德維爾在《爵士游記》中、裕爾上校在《中國和通向中國之路》里都有記述。
　　襄陽獻炮是捏造
　　4.襄陽獻炮是明顯有違史實的捏造。馬可·波羅自稱蒙軍久攻襄陽不下，于是他獻出了威力巨大的拋石機，迫使襄陽守將出降。事實是1273年蒙軍攻襄陽時，他還在來中國的路上，而獻拋石機的自然也不是他，而是波斯的亦思瑪因和阿老瓦丁，元史和其他資料都有他們的傳記引以為證。
　　辯護者的解釋牽強，說這是后人傳抄《游記》時隨意添加的，而書中所有的猜測、臆斷和錯誤都是在傳抄中后人的罪過。這是很不公平的，為什么不說書中所有與事實一致的地方都是后人的功勞呢？何況提供不出這種解釋的證據，因為馬可·波羅的手稿已經流失了。
　　5.辯護者還提出了一個細節，就是《游記》中記載了鎮江的基督教堂和一些“可疑的”、“戰戰兢兢、躲躲閃閃”的基督徒。辯護者認為他們其實是摩尼教徒，因為該教被認為是邪教，不敢公開活動，這一記載翔實生動，沒到過中國是不可能掌握這樣的第一手資料的。
　　但是中國人把摩尼教看作邪教還是元朝末年的事，蒙元初期政府對各種宗教采取優容的態度，對各教一視同仁。對各教的分歧提倡以辯論的方式分優劣，更不采取滅教這樣極端的迫害措施。忽必烈曾說：“世上常奉預言人，我都致敬禮。”因此摩尼教徒在一個寬松的宗教氛圍中，根本用不著“戰戰兢兢、躲躲閃閃”。
　　游記可能成于道聽途說
　　基于以上疑問分析以及有關資料證明，馬可·波羅根本沒有到過中國。吳芳思博士甚至進一步指出他可能從來沒有到比黑海沿岸和君士坦丁堡更遠的地方，有關中國的種種描述則是從來往經過那里的波斯商人們口中打聽來，并加以自己的想象和夸張而形成的。
　　1.而馬可·波羅自稱懂蒙古語和漢語，在意大利用法文寫成此書，書中很多名稱卻偏偏采用波斯語，我們注意到，當時來往的商人們以波斯人居多，可以證明游記內容是聽來的。
　　2.書中幾乎很少提到馬可·波羅的父親和叔父，也從未提到過他們的生意，沒有提到過在中國符合他們身份的任何經商活動，恰恰說明他們沒有到過中國，所以經商也無從談起。
　　3.馬可·波羅回國時沒有攜帶任何中國特有的東西，威尼斯珍寶館收藏的馬可·波羅罐，其實是十四世紀的德化白瓷，與他毫無關系，而他帶回的一些寶石倒是波斯的特產。
　　4.書中道聽途說的痕跡比比皆是，除揚州做官和襄陽獻炮外，還把李松壽之亂的時間整整推后十年；把成吉思汗的病死說成是膝上中箭而死；將傳說中的非洲的祭司王約翰嫁接成為忽必烈外孫闊里吉思的祖父，而記載的脫脫被那海打敗的事居然發生在他回國之后，這樣明顯的疏漏和錯誤不一而足。
　　5.1999年美國組成一個科學考察隊，重走當年馬可·波羅走過的道路，不過是用現代交通工具代步，然而旅程同樣十分艱辛?？疾旖Y束后，10位考察隊員和22位提供后援的專家們一致認為，馬可·波羅通過這條路來中國“簡直是難以想象的”。全程網上直播，一萬名對馬可·波羅深信不疑的網民看過直播后舉行投票，65%認為他根本沒有到過中國。
　　6.書中的敘述描寫充滿了夸張失實的情節、信口妄說的逸事，其中許多地方即使今天看來也是非常夸張而令人吃驚的。動輒使用“百萬”這個詞，以至于人們送他“百萬先生”的外號加以揶揄和諷刺。(《北京青年報》武玉軍)
　　不要讓想像呆滯
　　馬可·波羅為什么要編造并不高明的傳奇故事？德國的徐爾曼教授認為他企圖借以激發蒙古貴族對西方人士的熱情和幫助以及西方人士對東方古國的向往和興趣，《詳編不列顛百科全書》指出可能與他的社會地位較低而又想向上層社會爬有關。
　　有一個例子也許能說明問題，和馬可·波羅差不多同時代的、并自稱是他的旅伴的約翰·曼德維爾，寫出了《約翰·曼德維爾爵士的游記》。仿效了馬可·波羅的說法，聲稱自己和大汗共同生活了一年半。他的書和馬可·波羅的書一樣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后來證明他是一個剽竊者，大量抄襲了阿爾伯等人關于中國的記述，或許可以說明馬可·波羅說自己到過中國也不過是追逐名利罷了。
　　這篇文章無意徹底否定馬可·波羅到過中國的觀點，只是就700年來存有疑問的問題進行研究，激勵學者們做更深一步的探索，促進中西文化學術的交流。英國功勛哲學家柏林說過：“如果不對假定的前提進行檢驗，而將他束之高閣，社會就會僵化，信仰就會教條，想像就會呆滯，知識就會貧乏……”
　　馬可·波羅為什么要編造并不高明的傳奇故事？德國的徐爾曼教授認為他企圖借以激發蒙古貴族對西方人士的熱情和幫助以及西方人士對東方古國的向往和興趣，《詳編不列顛百科全書》指出可能與他的社會地位較低而又想向上層社會爬有關。
　　吳芳思博士甚至進一步指出他可能從來沒有到比黑海沿岸和君士坦丁堡更遠的地方，有關中國的種種描述則是從來往經過那里的波斯商人們口中打聽來，并加以自己的想像和夸張而形成的。
　　馬可·波羅竟然沒有記載長城。金人修建的金長城(也叫金界壕)受戰亂損壞并不嚴重，因為為金人守金界壕的的汪古部后來成為蒙古四子部之一。金界壕東起莫力達瓦旗，經興安嶺、陰山西至呼和浩特，規模宏大。如果馬可·波羅真的游遍中國，必然要數次經過長城，不可能視而不見。而同時代的元名臣張德輝曾記載“北上漠北途中，有長城頹址，望之綿延不絕”；王惲寫道：“恒州西南十里外有北界壕，尚宛然也”。


         

劉正成

         

吳芳思博士相關資料

記念俄國杰出的西夏學者—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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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新聞網    [ 2004-4-30 10:20:59 ]
（英）吳芳思(Dr.Frances Wood）著   （中）胡若飛譯
　　克平于2002年12月13日去世，至今仍不能撫平縈繞在我心頭的哀思。在過去的幾年里，她曾在大英圖書館查閱斯坦因所獲黑水城西夏文獻，盡其所能地做了一些工作。
　　克平的英語表達流暢，她不僅是國際上著名的西夏學家，卓有成就的漢學家，優秀的語言學家，而且也是獨具人格魅力的女界精英。她的去世既是學術界的損失，對于許多她的朋友和仰慕者來說也是如此。
　　我第一次見到克平是在12年前，那時她剛剛結束荷蘭萊頓漢學中心的學術訪問趁便來到倫敦位于奧比特豪斯（Orbit House）大英圖書館東方和印度事物部所屬的臨時圖書館，查閱移藏此處的斯坦因文庫。
　　格林斯塔德（Eric&Grinstead）在任大英圖書館中國部助理部長期間曾略微整理過英藏斯坦因西夏文庫，于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大英博物館”（季刊）發表了兩篇短文。因此我極有興趣接觸西夏學方面的專家，克平的熱情和優雅的舉止使我略出意外，我們一起在外用餐，席間我第一次得知了一些她不平凡的經歷。我們在談到了克平從小長大的地方---天津，我想講幾句中文，可是發現克平帶有華北口音的中文說得好極了。
　　她的經歷，我聽起來很有趣而且頗感振奮，但我想肯定也是不容易的?？似降母改冈诿駠鴷r代是舊俄難民，后被遣返至蘇聯的東部地區。克平的伯父為北京東正教堂最后一任主教，她對此很以為榮。她的伯父妥善保管教堂，直到把鑰匙交給了有關當局。她的伯父并不因為表現的很誠實而受到公正的待遇。一念及此，克平頻有嘖言。然而她并非反復咀嚼過去的不幸。后來，她有機會愉快地重訪了天津，見到住過的老屋，一位鄰居老大媽甚至認出了她，還能記起她的名字。
　　克平極為推崇中國的元朝，這使我們足感新奇。在我們討論時，每當我忽略元朝相互關聯的起因、結局等問題時，她總是提醒我：“芳思，沒有這樣巧合的事?！?br /> 　　她由于西夏文的解讀工作，具備了多方面的專業知識。在她的專著里長于對照引用夏漢譯文，但又不忽略西夏文本身的特殊性。
　　通過近年來研究西夏詩文和繪畫，她的有關西夏人思想的闡述影響廣泛?？似皆诜枌W方面研趣很深，經常與密友相互交流?？似降娜ナ溃瑢λ拿苡汛驌粲戎?。
　　克平身材頎長而顯優雅，衣裝漂亮而得體，一頭好發梳飾整齊，風格明快，她對所喜歡的人很為寬容。她提醒我關于不存在的“巧合”的學術問題至少數百遍，極具耐心，我也只好姑妄聽之了。當我把克平去世的消息告訴仰慕她的考林吉耐里，考林溫馨地回憶起克平生前稱呼他的方式，“小伙子”，對于她所喜愛的人來說，克平是一個非常好的朋友。
　　在家里，她也是辛勤養育兩個兒子的母親。
　　西夏滅國后，元人稱西夏為彌藥，因此克平在英圖書館工作時，喜歡稱西夏文書為彌藥文書。她再也不能來這里繼續從事彌藥文書的檢理了，令人可惜。在我們的手邊還保存著她尚未完成的、用來試圖西夏文編目的一堆小條子，這項工作她未能親視其終，使人扼腕。
　　作為這項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中亞藝術界收編了她的幾篇文章，匯為專冊，擬在“國際敦煌項目通訊”上近期發表，克平的兒子鮑里斯在彼得堡也在同時編輯她母親的文集。

　　注1：本文著者吳芳思博士（Dr.Frances Wood）,長期任英國大英圖書館中國部部長。譯者在英學術訪問時曾得到她的友好幫助。十年光陰，悠忽而過；海天遙闊，猶自感念如新。
　　注2：1989年上半年，前蘇聯著名西夏學者克平來中國學術訪問，譯者曾在中央民族學院師從克平教授短期研習西夏語形態學的核心理論。
　　注3：格林斯塔德（Eric&Grinstead）為丹麥籍的著名西夏學者，于西夏文草書釋讀造詣較高，曾長期在大英博物館東方部工作，退休返回丹麥。譯者訪英時他曾熱情招邀赴哥本哈根，并承贈其收山巨作，全套采例豐富的“西夏文字典”電子文稿百余萬字，并殷勤矚我續貂。其關愛培誨之誼，猶自感悚于中。


【稿源】： 寧夏新聞網
   

劉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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