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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林經文：劉正成的甘肅情結——絲路文化與藝術論壇發言 [打印本頁]
作者: 書法在線 時間: 2016-7-5 11:15
標題: 林經文：劉正成的甘肅情結——絲路文化與藝術論壇發言
劉正成的甘肅情結
原甘肅省畫院副院長、省書協顧問林經文先生在絲路文化與藝術論壇發言
2016年6月28日
林經文
上世紀100年，甘肅發生了兩件足以令學術界震驚的事件，那就是《居延漢簡》的出土與敦煌藏經洞的發現?！毒友訚h簡》的發現使王國維寫出了《簡牘檢署考》，他應用二重證據法以及出土的文物、文獻資料來印證，使學術界對西北地理、交通、烽遂、官制、戍邊等漢代的典章制度有了明晰的認識，這是王國維在《生霸死霸考》之后的又一篇學術力作。
《居延漢簡》的出土從根本上補充了西漢到東漢只有碑刻而無墨跡的幾千年的迷障，填補了書法史上的一段空白。它要比寫經早，內容也更加豐富多彩。各種書體演變的軌跡也呈現出多樣化，這對中國書法史是一個補充。
劉正成先生從2002年以后多次甘肅之行形成的這個甘肅情結，實際上也是延續了這一段歷史，也是延續了王國維，包括陳寅恪、羅振玉這條道路。
敦煌藏經洞的變文、寫經，大部分是經文以外，也有一部分是變文。寫經當然是出于職業抄經手，這個中間不排除敦煌本土培養出來的職業抄經手和書法家。因為我們看到敦煌簡牘出土的寫經里面，一些比較生疏的筆畫，嚴格地講是學生寫的，有些是老師寫的，也是根據貧富，有的人沒有錢，就自己寫，這樣就顯得有些生疏了。有錢的大戶人家當然要找職業的抄經手來寫，他要贖罪，講輪回，做善事。而且風格不穩定，所以意態也比較多樣化。
這些抄經手的經書有精有粗，我們現在能夠看到的鐘繇的五世孫，唐代的鐘紹京的《靈飛經》是寫得非常好的，這是唐人寫經里面最精彩的，六朝的寫經和鐘紹京的寫經是一脈相承的，雖然他是唐代人，但是他的父親，他五代的祖父這一代是鐘繇，鐘繇在中國書法史上這個地位，大家可想而知了。
鐘紹京寫的小楷《靈飛經》墨跡四十七行，明代以后董其昌因為這個寫經墨跡的刻本跟當時很多的藏家打了很多官司，這個在墨跡，我們一直沒有看到，都看到的是刻本。翁同和的五世孫翁萬戈從美國帶來了47行的墨跡本以后，劉正成先生看到以后就非常感動，認為這就是唐人寫經見到了祖本。這個本子跟敦煌藏經洞出土的寫經風格大似，我說這是《靈飛經》，多種風格并不鮮見，其中由魏轉唐的痕跡很深刻，自然這個變文是由韻文和散文合成的一種文體，這種文體源自于印度。
隨著佛教傳入中國，作為一種弘揚佛法的重要工具，所謂的變者，就是變相的簡稱。唐代《歷代名畫記》的作者張彥遠，，對壁畫的變曾經有過詳細的解釋，吳道子以善繪地獄變而知名唐代畫壇。敦煌壁畫有一個重要的部分，就是經變圖，或者叫西方凈土變，變中又分門別類地描寫一個完整的宗教故事，這就使我們聯想起了劉正成先生的小說《地獄變相圖》。
從本世紀2002年開始，劉正成先生幾乎每年都往返于甘肅，連續考察了數10次，他撰寫了《甘肅古代文明與書法》就代表了這一時期的思考。他把甘肅古代文明作為他學術的又一次升華，一種擔當。他為什么要選擇甘肅呢？以他的學術視野，這絕不是興之所至的創作，而是一次認真的、長時期的考察和案頭工作的結合，是文化使然。今天我們看到劉正成先生又一次到絲綢之路 “一路一帶”的重鎮定西來辦展覽，這個意義是非常重大的。他對甘肅的情結，通過這十幾年的連續不斷的考察和今天看到這樣大量的劉正成先生的墨跡和劉正成先生的作品，就能感覺到他對甘肅這片熱土有歷史的這種情結。
以劉正成先生的學術視野，我覺得他認真的、長時間的考察，這是他的文化擔當。陳寅恪先生有一段評論，評論的誰呢？劉老師的先賢張大千，我們知道張大千臨摹過敦煌壁畫，他臨摹敦煌壁畫以后，在成都辦了展覽，陳寅恪給他寫了一個序。我們來移贈給劉正成先生在2013年甘肅省博物館舉辦的 “隴上鴻泥”書法展，兩者之間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一個是新學，一個是敦煌學，但是都有敦煌這個情結。
陳寅恪先生怎么說的？他說“敦煌學，今日文化學術研究之主流也。大千先生臨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畫，介紹于世人，得以窺見此國寶之一斑，其成績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圍。何況其天才特具，雖是臨摹之本，兼有創造之功，實能在吾民族藝術上，另辟一新境界。其為敦煌學領域中不朽之盛事，更無論矣?！边@是學術界所謂之預流，陳寅恪有一個著名的論斷，他說當一個學者能夠預見到這一領域里面，能夠給學術界帶來新生命的時候，預先知道這種流派就叫預流。
劉正成先生“隴上鴻泥”這個展覽，我覺得它印證了這個預流。可能500年，也可能100年以后，劉正成先生留在書法史上濃墨重彩的這一段筆墨姻緣，要在甘肅著述一下。這就跟林則徐寫的，“萬里征人駐馬蹄”，可能要在這里駐一駐。
今天，我要把這段話移贈給劉正成先生，就是因為甘肅古代文明與書法跟林則徐的“萬里征人駐馬蹄”，雖然百年之遙，可是在思想境界、精神高度上是一致的。在這樣的文化鼓勵下，劉正成先生從2000年開始就首選了甘肅，這期間，他應韓國書法代表團之邀，沿著河西走廊，考察了簡牘與寫經，從出土實物上近距離地觀察了漢代的墨跡《流沙墜簡》、《居延漢簡》以及出土于武威的《儀禮簡》，促成了中韓文化交流的簽字儀式，得到了甘肅省政府的大力支持。當時我們省委宣傳部的馬西林部長也出席了這個簽字儀式，并會見了韓國的書法代表團。
劉正成先生用他博學多能的治學功底，以宏觀的學術境界為甘肅古代文明勾畫了三個區域，按儒釋道地域形成，即天水、隴南伏羲儒家文化區域，包括禮縣、成縣、輝縣這三個地方；第二點，以平涼、隴東黃帝與道教文化區；第三點，以河西敦煌漢簡、寫經與佛教文化區域。它的劃分嚴格意義上講，在以前的書法史上，在以前甘肅人寫的書法史上和甘肅寫的通史上還沒有提到過。所以我覺得從這一點來講，是言前人所未言，開辟鴻蒙，這有一種預流的感覺，基本上勾出了甘肅歷史文化的大概端倪。
劉正成先生考察史料，查看地物，查看實地、實物，從他多年的甘肅書法之旅中梳理出了三條脈絡，的確有學人考量以及學術的前瞻性。甘肅的書法源遠流長，成績就在今天的秦安和靜寧一帶，伏羲氏畫八卦啟蒙文字，這在許慎的《說文解字》里面也有解釋。張騫西使，天馬東來，漢武帝開通了西域的通道，商域往返，駝隊屬邊，陽關下交匯著各類文書。秦安大地灣出土之彩陶已經有了記事刻畫的符號。據推測，這是8000多年前先民文字的起始，早于西安半坡，也早于出土于平涼涇河上游的隴山北陰金屬器皿的鑄契文字，也是公元1000多年前的文物。
劉正成先生在考察禮縣秦早期文化，梳理出一個完整的文化形貌。周秦王朝是中華禮治完善和成熟的時期，周秦文明分別發展于甘肅的隴東和隴南，甘肅出土了大量的商代的青銅器，是探索隴東古商國與商文化的關系和交流的重要線索。隴南天府繁衍生息，聚集力量，創造了回漢輝煌的秦文明，出土于天水這個放馬灘的秦簡，還有秦早期六國文字的遺跡。隴南禮縣大堡子山秦西垂陵園，這個圓頂山，先秦貴族的墓葬遺址就出土了“秦公作鼎”有這樣一個銘文的青銅器、玉器等文物。大量的青銅器的出土，極大地推進了周人和秦人的崛起，創造了秦人統一中國的歷史條件，及其與西方交流的認識。
劉正成先生在平涼、隴東考察道教文化，指出崆峒山屬于道教廣成子問道處。從地域上來講，六盤山這一帶是中國道教發源的地方。所以魯迅講中國文化的根底全在于道教。崆峒問道的重要性比泰山、黃山的內涵更為豐富。黃帝問道結束了廣成子自然無為治國的道家理念，這是原始的部落宗教的邦國理念，原始的宗教屬于哲學意義的時期。黃帝問道、廣成子的故事發生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是大地灣文化的晚期，由此可以說黃帝是結束此前數千年的中國原始宗教歷史的一個標志性人物，他問道與廣成子的哲學觀念，從而深化出中國本土的宗教，就是道教。
劉正成先生在甘肅考察中，經過周密的學理思辨之處，不是勞動創造了文字，而是原始宗教的活動中產生了文字。這在甲骨文的占卜，許慎在《說文解字》里面說的“天雨粟，夜鬼哭”產生文字的說法基本相契合。為了論正這一點，《淮南子.本經訓》、黃帝史官、倉頡造字之說、殷墟青銅器銘文考上面的。還有殷墟青銅器銘文，圖騰，原始道教的道符，其次是涇川的道觀，說明了道教在涇川歷史的悠久。
南石窟寺碑是北魏以來的刻石名作，可與北魏著名的碑刻等量齊觀，涇川刺史奚康生建造南石窟寺的功德，并刻有58人的題名。南石窟寺之碑，它是一個楷法的初定，是書體由隸楷向魏碑過渡的產物。劉正成先生還考察了位于平涼市中心的柳湖書院，柳湖書院既有左宗棠所書的暖泉二字，歷史悠久，也是儒家教育的文化中心。
河西的敦煌漢簡寫經與佛教文化。1900年，這個發現敦煌藏經洞的書法文書達5萬多件，還有天水放馬灘的秦簡，甘肅從東到西有7萬多件。敦煌遺書散布與世界各地，而甘肅漢簡，單就書法一項而言，書法家參與創造，延伸了很多的流派，這在近百年來尤為明顯，
敦煌在漢代是西域交通的樞紐，用現在的話來講，就是香港的地位。這是咱們敦煌研究院的季羨林先生講的，敦煌是世界四大古代文明文化的交匯中心，到了南北朝，敦煌在文化上處于很突出的地位。國學大師錢穆在《國史大綱》中談到北方政權之新生命，也就說北方的中國經歷了五國長期的紛擾之后，漸漸找到復興的新機遇，是為北朝。陳寅恪的名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特別指出“西晉永嘉之亂，中原魏晉以降之文化轉移保存于涼州一隅，至北魏取涼州，而河西文化遂輸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兩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響”。所謂的河西，泛指黃河以西的區域，包括陜西、甘肅以及蒙古、鄂爾多斯等，但是在南北朝到隋唐，河西特指的就是涼州、甘州、肅州、伊州、西州、沙州，這七個州，后來成為武威、張掖、酒泉、哈密、西寧、安西、敦煌，以后又加上蘭州等地，共稱為十州。
五胡亂華的時期，甘肅受到的沖擊非常小。在南北朝文化衰落的這個時期，北朝，則以南方的高級知識分子紛紛逃難到今張掖、武威。永嘉之亂以后，中原的大批知識分子到了甘肅，這個地方物產豐富，因而講漢文化轉移、保存于涼州一隅，當然也有來自于北方的高級知識分子。淪陷以后他們堅持傳統的學術的圖徑，反無南朝清閑虛談之習氣。我們知道魏晉南北朝的文風是形式主義，喜歡談玄，玄學比較發達。但是到了北方以后，他的學風比較務實了，不像清談。所以后世稱這段歷史，稱為河西儒學，河西的儒家文化的學術。我們現在看到河西出土的《儀禮簡》，寫得非常的嚴謹、公正，它類似于曹全碑的秀美，這個筆法非常的規矩。當然，它也引用了一種新的書寫技巧，你看到《儀禮簡》里面包容了非常成熟的筆法，是當時的高級知識分子寫的。
這就我們想起，宋室南遷以后卷軸文化隨之從北方到南方了，這個以后使得宋代的文明迅速發展起來。永嘉之亂，王羲之的父親王曠帶了一個，羅振玉叫過江十紙，實際就是鐘繇的一些書跡。這是歷史上很有名的過江十紙。現在據史學家考證，基本上是從北方帶去的中原地區的書籍，所謂的過江十紙。當年羅振玉也見到了，后來羅振玉又見到了《王杖十簡》，也就是《居延漢簡》的時候，他說過一句話，他說這個墨跡不亞于過江十紙，就講了這個《居延漢簡》這些東西之后，他很吃驚，講到西晉，甚至于漢代人的這些墨跡的時候，他很吃驚。因為他以前見到的就是刻本、拓本，是這些東西，他很吃驚。
再就聯想到華北地區被日本占領以后，從清華、北大，一批知識分子跑到隴南去了，西南聯大，跟這個永嘉之亂以后，知識分子跑到北方和宋室南遷以后，從開封跑到杭州以后，保留了一大批讀書的種子、讀書的文化，這個起的作用就很大。劉正成先生對這段歷史非常的清楚，所以他選擇了甘肅。
選擇了甘肅，實際上就是他選擇了一種厚重的中國文化史比較忽略的那一部分。所以他這個著眼點，他落筆墨的這一點來講，他具有歷史意義。他的這些論著也好，甘肅文化方面的發現也好，貢獻也好，它總結的甘肅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這些的著眼點，肯定能夠濃墨
重彩地留在我們中國的書法史上，而且一大批的巨匠就是在那個時期誕生的，就是永嘉之亂以后誕生的。
所以說河西保存了中國文化的種子。河西的儒學是因為南朝動亂，取消了學校的教育制度，而河西儒學是一種家學，現在來講就是開家館，開家館就是私塾。河西儒學中的大儒，比如說我們在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包括孫過庭《書譜》里面，都能夠看到儒家文化的大儒，像郭瑀、劉延明、蒙遜、常爽等這些人都帶有弟子數百人，文教昌明，遠聲南朝。不過河西儒學之盛與北朝漢化傾向自然也有密切的關系，這個時期百朝的書法碑刻比較多，所以漸漸演變為隸楷。
所以研究書法，不惟僅書法文本，需置身于本省本地的大文化環境中，從歷史中鉤沉，從歷史中探索，從具有書法演變本意上的軌跡可循。所以劉正成先生近十多年以來，投向西域，
探尋文化焦點，從甘肅文化的元素中，豐富了他個人的學術高度，也造就了他草書歷史的又一制高點。所以他罷官以后，多年的西北苦旅、文化苦旅，造就了他博大的胸懷，磨礪意志，對我們甘肅的這些學書法的學生，他的學生，他的及門弟子，包括仰慕他的這些人，都很有感嘆。他每到甘肅，你看他受到的歡迎程度，可以說國內沒有跟他比肩的人物。
劉正成先生在甘肅的文化苦旅中間還指出甘肅古代文明最悠久的，它這個持續性，甘肅文化的遺跡具有歷史坐標的特征，甘肅出土的文獻資料、文化資料賦予當代書法的斷代史特征，為當代書法創作提供了廣大的借鑒的范疇。他對漢中葉以后儒學核心的基礎上產生的涼州草書尤為重視。涼州草書是一個頗富藝術精神的西域草書流派，既有領袖人物及追隨者草書流派，形成了草書發展的脈絡。其情形錄漢的趙壹，在《非草書》中說的非常清楚。
所以我們現在看劉正成先生的草書就是起源于《冠軍帖》，《冠軍帖》也是西部草書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草書，劉正成先生很早就是從張芝的《冠軍帖》開始做的臨摹，那時候他可能也是十幾歲、二十幾歲，現在我們欣賞到他的草書的時候，就看到他的“二王”草書的筆墨，《淳化閣帖》收錄的這些西晉的草書，我們就是西域的草書，有很大的繼承、研究、沒落，都繼承了。
劉正成先生的書法，當然我們大家今天都看了，他受了涼州草書的影響，形成了個人的風格，他10多年來屢屢的西域之行，在理論上接受了熊秉明先生“書法是中國文化核心”的觀點，盡管在學術界有爭論，但劉正成先生跨越中西方哲學、美學的思考，對熊秉明先生的理論做了大量的鋪墊和發展，以及學術上的對話，這是影響他書法藝術至關重要的地方，也是劉正成先生站在世界性學術高度的一個思考。
三年前在甘肅舉辦的“隴上鴻泥”以及這次到定西舉辦的劉正成書法藝術館的開館，實際上是劉正成先生的書法作品精心建筑的一個心靈的展示，在多年的文化思考之后，又一次的展現了他心靈的軌跡，是隴上豐厚的歷史文化的映射，鳳凰涅盤似的升華。在劉正成先生擅長的各種書體中，我以為他的草書是擺在第一位，他早年專攻魏楷，然后又傾心蘇東坡諸帖，對徐渭、王鐸傾注最多，草法上有徐渭的影子，用筆上又比王鐸快，他吸納百芳，專精為用，又不主常。后有參法晚明六家，形成他“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弦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的一種氣魄。這是蘇東坡《百步洪》寫的一首水坡沖瀉而下的一段，拿來移贈劉正成先生之草書最合適，也最有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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